第十一章 摸索前进，扯断锁链
把我们与我们的警卫者而开的那条地沟，如今已经塌陷成一条深谷了。我们双方站在这深谷两边的斜坡上彼此打量着，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说我们“站在”斜坡上，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仍旧每天由我们的新班长带领着走去出工。（新班长或者是秘密选举出来、事先约定他要为大家服务的；或者还是原来的人，但现已变得十分通情达理、友善和关心群众了。）我们出工时并不迟到，大家尽量不给别人制造困难，也不再有人拒绝劳动。每天完成工作定额。看来，劳改营主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团到病愈。我们也似乎可以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近来根本不再大声训斥和威胁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琐事就关人禁闭；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见了他们不再脱帽了。如今，马克西缅科少校往往一直区到早晨派工之后才起床，傍晚收工时则常常等在岗楼附近，趁我们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国犯们开一两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乐呵呵地望着我们，就像塔夫利亚地方的牧主望着草原上放牧归来的无数羊群一样。星期天偶尔也给我们放映电影、不过，修筑“长城”的劳动仍然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我们双方还是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可能长久维持现状：不论我们还是他们，都感到有所不足。总要有一方发起进攻。
但是，我们还想争取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部毫无顾忌地公开说出来。（尽管仅仅是在劳改营隔离区的范围内，尽管一生中这么迟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但这种享受毕竟还是甜蜜的！）难道我们能够指望把这样的自由扩展到隔离区之外，或者带着它到外界去吗？不能，当然不能。我们还能提出什么别的政治要求吗？想也想不出来！且不说这是没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简直就是想不出！身处劳改营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国家发生全面变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劳改营，否则，人们会从飞机上朝我们扔炸弹的。
我们能够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审理我们的案件，撤消毫无道理地强加给我们的刑期。但是，好像这也是毫无希望的。当前恐怖的臭气弥漫全国，越来越浓，在这种气氛中，法官们会觉得对我们大部分人的判决是合理的，而他们似乎也成功地使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再说，对案件进行复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体，使群众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利用“复查”欺骗我们是最容易的：许诺，拖延，再派人来重新“调查”，这就可以拖上几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释放某人并且从工棚把他领走了，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把他带去枪毙，不是押往别的监狱，不是又给他判了新的刑期呢？
前个时期的所谓“委员会”表演的那场戏，不是已经充分说明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吗？当时甚至装成了未经“复查”就打算放我们回家的样子……
大家一致同意并且毫无疑问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伤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间不要上锁，拿掉马桶；去掉身上的号码；我们的劳动不应完全不给报酬；要允许一年写十二封信（其实，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里已经都做到了，那里甚至一年可以写二十四封信，但是难道那里可以生活吗？）
我们要不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看，我们已经这么习惯于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们也认真考虑了方式方法：怎样提出这些要求？要作什么？很明显，两手空空的我们是对付不了现代化军队的，因此，我们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装起义，只能是罢工。在罢工过程中，比方说，可以自动把身上的号码布撕下来。
但是，我们血管里仍然流着奴性血液。大家都从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号码布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架起机关枪走上街头一样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胆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罢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于绝食来支持：我们觉得，一如果在罢工的同时开始绝食，仿佛就能增强我们罢工的道义权利。对于绝食，似乎我们还拥有某种权利，但是，罢工？……我们一代又一代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罢工”这个词极端危险，而且，当然，是反革命的，它与“协约国、邓尼金、富农怠工、希特勒”等词汇属于同一类。“＿这样，我们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决定开始绝食，等于事先自愿地消耗掉自己在斗争中需要的体力（幸而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劳改营重犯我们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这种错误）。
我们考虑了绝食罢工的各个细节。不久前我们全劳改营才开始实行“惩戒”制度，我们明白，他们对绝食罢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们统统关在工棚里，不许出去。那么我们互相间怎么联络呢？怎么商量下一步并沟通各工棚之间的意见呢？应该想出一些信号来并协商好在各工棚之间用它进行联络，还得确定从哪个窗口向哪个窗口怎样传达，等等。
所有细节或在各种场所和各作业班之间商量好了。大家都认为罢工势在必行。也都希望它发生，但同时。由于不习惯，又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粮难想象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当，作出决定，就……
而警卫着我们的人们可是正式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一层层组织起来的，他们更加习慢于行动。他们不担心采取行动会比无所作为丧失更多的来西。于是，我们的警卫者先进攻了。
这样，一切也就目然发展下去了……
我们在久已习惯的各自的“小车厢”内、在久已习惯的作业班里、工棚角落里安静而舒适地迎来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前夜，西部马克兰人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节目；煮一点传统的蜜饭，在星星出来之前特斋，钱后一起唱圣诞节祝歌．可是，这天清早点名之后就把我们全锁在工间里不让出来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招儿！是当局秘密准备好的，真狡猾！我们透过窗户看到。邻近的工棚里大约百来名因犯拿着各自的东西由卫兵押着向岗接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吗？……
这时，看守人员和几个军官向我们工棚走来了。手里拿着卡片。他们按卡片点名列人。“拿着你的全部东西出来！……连各自用的床垫子也一起带着！”
噢，原来是重新编组作业班和工棚！在“长城”的豁口处设了警卫，明天这个豁口就要被堵死。我们几百人被赶到岗楼外面，各自拿着口袋和床垫子，像家里失了火的人似的，绕过营区外商，又穿过另一个岗楼，进入另一个隔离区。那个区的一批人则被赶到我们区来。
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判断。到底抽走的是些什么人？日下的是什么人？这种政纪意味着什么？主人的意图很快就清楚了：隔离区的一边（第二分部）只留下清一色乌克兰人，大约两千名。我们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赶到另一边（第一分部）去，这里总共约有三千人，包括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超霸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摩尔达维亚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数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总之，这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内务部的思想本来应该是用非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的，然而今天它却在沿着“划分民族”这条古老的小路发展。）-一旧作业班被打乱了。新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劳动，住在新工棚里、全面更迭！这更迭不是一个星期天完成的，它继续了整整一周。人员被打乱，许多关系被切断，原来似乎准备就绪的罢工也被破坏了……干得好利落！
现在，医院、食堂、俱乐部都在乌克兰人的那个分部里，我们这个分都只有加强管制工棚。把乌克兰人、班杰拉分子这些最危险的闹事者同加强管制工棚分开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快弄清了原因。劳改营里传开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是往强管棚里送菜汤的“苦力”们传出来的），眼线们在“伯茨室”又在干坏事：营方把他们怀疑的人（从每个队里抓两三个）交到他们手里、眼线们就在自己屋里拷打这些人、指脖子。殴打，逼他们招供，说出“人都是谁杀的？？”。营方的意图这时全明白了：是在进行刑讯！不由警犬们亲自动手（大约不经上级批准舍招来麻烦）。而是委托眼线们去干：谁杀了你们，自己去找出来！他们自然用不着别人鼓劲。这些寄生虫要表明他们不是白吃饭的。把班杰拉分子与强管棚隔开，是怕他们闯进去。对我们则比较放心：我们驯服，是多民族的群体，谈不到一起。爱闹事的都在那边。劳改点之间隔着四米高的墙呢。
古今有多少渊博的历史学家。有多少部深奥的书籍，但却都未能预见到人们的心灵还会燃烧起这样神秘的火焰，社会还可能进发出这样神秘的力量。他们不仅未能预见，甚至事后也未能作出解释。
有时候把点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面，塞呀，塞半天也点不着火。可是、烟筒冒出来的一个小火星往空中一飞，却可能使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我们这三千人什么事也没有打算做，什么准备也没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来之后，加强管制棚旁边的工棚里的人们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长方木梁和十字接头来，趁着黄昏（靠近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一面没有阳光，已经很暗了）跑过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击这座劳改营监狱的结实的木板围墙。人们既没有斧头，也没有铁棍，这类东西是不准带进生活区的。
木器敲打的声音响成一片，像是哪个木工班在认真地干活。围墙上几块板子被砸开了，人们就去拆开它，木板上钉的十二公分长的大钉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全营区都能听得见。虽然现在不是木工应该干活的时候，可是，听来完全像一片劳动的声音，所以了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谁都没注意它。劳改营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业班去吃晚饭，有的正从食堂往回走，这个人去医务室，那个人去保管处，有人去取邮包……
但是，看守们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头了，有人就顺着响声跑到加强管制工棚房后的阴暗处去察看。不看则已，一看不得了，转身就向营部工棚飞跑。有的囚犯看见了看守，就拿着木棍追赶。这时，便全面开花了：有人用石块或木棍砸营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哗哗啦啦地破碎，那声音清脆、轻快，也令人感到威胁！
其实，人们最初的意图并不是暴动，甚至无意夺取强管棚，因为这并不容易。他们原来只打算砸开眼线房间的窗子，从窗子往屋里浇上汽油，然后把火扔进去，意思是；尝尝我们的厉害，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强管棚的围墙上已经打开一个大洞，十几个人闯进去了。人们跑来跑去，寻找眼线们住的房间（可不能弄错！），还要把窗外的“笼口”打掉，踩着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传过来才行。这时了望塔上的机枪朝营区开火了。终于没有来得及点火。
是刚才跑掉的看守和劳改营长官马切霍夫斯基向警卫营报告了（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头鼠窜。他从总务处库房旁跑到围墙角的了望塔下，边跑边喊：“腔里塔，别打枪，是我！”好容易才穿过了前沿地带）。警卫营营部（我们现在上哪里去打听当时的指挥官姓名？！）立即电话通知各了望塔用机枪扫射——朝着全营区三千名手无寸铁的、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的人们开火！（例如，我们这个班当时正在食堂，听到突如其来的机枪声十分奇怪。）
是命运在嘲笑人吗？这个事件正好发生在新历一月二十二日，即旧历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历上还把这个日子作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来呢。我们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场地来说，这次可比彼得堡的场地宽敞多了：不是广场，而是大草原，而且这里没有见证人，既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外国人。
哨兵们在昏暗中朝着营区胡乱开枪。不错，射击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子弹也许是朝高处打的，但是朝低处打的也不少：对每个人来说难道需要很多子弹吗？子弹穿过工棚的薄墙伤害的不是那些冲击劳改营监狱的人，倒是一些完全无关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而受伤的人却不敢去医务室包扎，只得瞒住身上的伤口，让它像狗身上的伤痕一样自己长好，因为他怕主人根据枪伤把他定为暴动参加者。当局总得从这些外表上一样的人们中间揪出一些来治罪呀！九号工棚有一个老头儿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满了，过一个月就要被释放。他有两个儿子就同那些从了望塔上朝我们射击的士兵们在同一种部队里服役。
冲过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监狱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还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头重新安装到床上，不能被人发现痕迹）。有些人听到枪声后认为应该坐在工棚里不动，有些人则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营区打转，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全营区看不到一个看守的影子，军官们也全不见了。营部的房间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张着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机枪不响了。个别好奇的人在营区内无目的地游荡，企图弄清真实情况。
我们劳改点的大门霍地打开了，一排警卫部队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冲进来，任意打了几梭子弹。冲锋枪手进入大门后立即扇形散开。他们后面紧跟着一批怒容满面的看守，手持铁管、木棒之类随手抓到的武器。
他们在搜索整个营区，波浪式地向各个工棚迫近。冲锋枪沉默了，士兵们站住了。这时看守们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伤的或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劈头盖脸狠狠地殴打。
其一切我都是后来才了解到的。当时只听到营区内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
我们工棚门口挤了很多人，囚犯们争先恐后地尽快往工棚里挤，反而谁也进不来（倒不是人们认为工棚的木板墙可以防止枪弹，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不再是造反者了）。我这时正站在门前台阶上。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一种对于命运的厌恶的漠然态度，一瞬间对于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无所谓了。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家伙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们不放？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一辈子蹲你们的大狱，就活该在你们面前有罪到死吗？丑恶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谈了，厌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记录下来的诗篇和剧本此时也都无所谓了。因此，当死神藏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从营门向我逼近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往门里挤。这也就是当局迫使我们养成的那种苦役营囚犯的基本心理状态。
门口空出来了，我们几个人最后走进去。这时，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排枪声，因为我们已进入屋里，枪声显得特别大。三颗子弹擦过我们的身子并排打在门框上。第四颗子弹飘起来打在玻璃上，穿了一个周围带许多细小裂纹的小洞。
迫害者们并没有跟着我们进工棚，而是把门反锁上了。他们在营区继续搜捕并殴打那些来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受枪伤和被打伤。有些人隐瞒了自己的伤，有些则被送到医务室去，这些人下一步的命运就是；监狱、追查参加暴动的经过。
但是，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夜里工棚一直锁着，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没有允许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见面：担心我们互相串联、摸清情况。有几个工棚里无人受伤，他们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们这个工棚在内。
我们出工了，但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作业班出来。工厂的生产线上空空的。派工员也没有来派工，我们受骗了！
这一天我们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伙伴们在机床之间串来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在讨论：我们这样当牛作马、忍气吞声到底何时是尽头。可是，已经被永远地压弯了腰的老囚犯们却反问道：不忍受又能怎么办？难道从前没有人被摧毁压垮过吗？（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们的人生哲学。）
傍晚我们下工回来时营区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动，探子们很快就从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号工拥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他们和旁边的工棚今天从早晨就没有出工。主人们把我们出工的事告诉了他们，指望他们明天能出工。但是，现在很明显：明天我们也不会出工了。
给墙那边的乌克兰人也扔过去几个纸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支持这一行动。
一次没有准备的、甚至在思想上也还没有考虑成熟的绝食罢工就这样在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商定联络信号、发育不全的状态下开始了
后来，其它劳改营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仓库，然后拒绝出工，那当然比我们的做法聪明多了。我们的做法虽说不甚明智，但却显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时拒绝了面包，也拒绝了工作。
早晨，没有一个作业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没有人去食堂吃现成的粥和菜汤。看守们完全莫名其妙，他们三番五次地跑来催促我们去吃饭，一会儿威胁着赶我们去，一会儿又好言相劝：暂时只要求先去吃饭，只字不提出工劳动问题。
但是，谁也没去。大家全都穿着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几个当班长的（在这火热斗争的一年我当了班长）不得不回答两句，因为看守的话全是冲班长说的。我们也躺在床上，只是从床头无可奈何地回答他们：
“长官，你看，不行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本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
最后，看守们停止了劝告，锁上了工棚的门。
后几天进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员，他们出去倒马桶，拿饮水和煤来。公众讨论决定，只允许那些躺在医务室的人不绝食，只允许担任医务工作和卫生员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饭，没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于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饭。各处的杂役、帮手们似乎第一天去找过劳改营头头，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再干活，然后就走开了。
这样，主人们就再也无法看到我们并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了。监工们和奴隶们之间出现了一道真正的鸿沟。
一生中的这三昼夜是我们每个绝食参加者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并没有看见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没有看见陈在那里等待掩埋的尸体。但是，却像有一条钢铁链条穿过空荡荡的隔离区把我们各个工棚的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宣布绝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储存的饱食终日的人。这全是些瘦骨嶙峋、体力衰竭、长年忍饥挨饿、勉强维持着某种体内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会感到身体不适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绝食了，尽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饥饿就足以无可挽回地把他们推向死亡。我们拒绝接受的食物，我们过去认为是叫化子饭的食物，如今在我们惊扰不安的饥饿的梦中却变成了丰美的佳肴。
宣布绝食的这些人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是一条无情的、强者生存的法则的教育，一直认为“今天你死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经地义。可是，现在他们完全变了，他们爬出了那个腥臭的个人泥塘，结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胜似明天这样的苟活。
各工棚、各房间里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庄重而友爱的关系。不管谁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剩余食物，特别是那些常收到邮包的人，现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块铺开的破布上，根据小组的决定，有些东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个别常收到邮包的人可能还在私人食物储藏室里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则去储藏室要通过营区，现在无法过去；再则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全部积蓄拿出来：有人还指望绝食结束后好好“补养”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监狱一样，绝食也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考验，那些没有任何储存、没有日后补养希望的人们这时才是表现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麦，就拿来煮成粥，用羹匙分着吃。为了把炉火升得更旺，就从床上拆木板烧。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续到明天，难道还舍不得公家的床板？
主人们将会采取什么对策，谁也无法预料。说不定还会从了望塔向工棚开枪呢。他们让步的希望很小。我们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作出过任何让步。我们的绝食罢工使人感到某种绝望的痛苦。
但是在这绝望中也有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无益的、冒险的，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倒也好。我们的肚子饿，胸部疼痛，但是却有另外的、某种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饥饿的、漫长的三个白天和三个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体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着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尽管在这许许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情，也可能有后悔和失望，但压倒一切的感情是觉得：就该这样！就得跟他们干！没有好结果就没有好结果吧！没有好结果才好呢！
这又是一条没有研究透彻的规律——群众的情感违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腾起来的规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确地体验了这种感情上的升腾。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应该为自己被卷入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对，因为参与这种事件之后是不会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实际上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狗养的！随你给我再判一次刑吧！……
第二天，我们从窗户里看到几个军官从一个工棚走到另一个工棚。值班看守打开工棚门，从走廊这头走到另一头，把身子探进每个房间招呼人（态度变得十分和蔼，不像从前吆喝牲口那样了）；“班长们！出来广
我们开始讨论了。决定问题的不是班长，而是全班的人。人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互相商量。当时我们还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确实清除了几名眼线，但还有几个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还有眼线，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今天为自由而绝食的罢工者，明天就有可能为了过安静的奴隶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领导罢工的人们（当然有这样的人）并不公开露面。他们没有脱离秘密状态，也并不公开掌权。班长们这时也拒绝负责任了。所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没有人领导的自发罢工，而且是听其自然发展的。
最后，不知不觉中在某个地方作出了决定，于是，我们六七个当班长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过道处去见耐心地等在那里的劳改营长官们。（这里就是前些时候挖地道的二号工棚惩戒室的人口处，他们的地道是从离这里几米远的地方挖起的。）我们几个人挤在墙角，眼睛望着地板，像石头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们往下看，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再用以前那种阿谀的眼光看主人们，而如果在这时换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则是不明智的。我们站立的样子就像被叫到学校教导处的淘气学生一样：有气无力地歪扭着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面向一旁：无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烂，拿他毫无办法。
可是，人口两旁的走廊里这时已经挤满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后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我们的回答和各种要求。
戴蓝边肩章的军官们（有几个熟面孔，也有几个新人）假装作只看见几个班长，只同他们说话的样子。他们讲话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胁恐吓了，但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同等相待的语调。他们说，复工和停止绝食似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如果复工，他们不仅把今天的口粮发给我们，而且可以补发昨天的口粮。这可是古拉格群岛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饥饿的人是容易收买的！）他们根本末提惩罚二字，但也没有回答我们所提的要求，就像我们并未提出什么要求似的。
看守们站在军官两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里。
走廊里有人大声喊道：
“依法惩办开枪的罪魁祸首！”
“工棚的门不要上锁！”
“拿掉身上的号码布！”
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对特别庭判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公开审判的要求。
而我们这些班长们则像站在校长面前的顽皮学生一样，心想：他要罗嗦到什么时候呀。
主人们走开了。工棚又上了锁。
尽管饥饿严重折磨着许多人，他们的头脑已不能思维，终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说要让步，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后悔的情绪。
我们在猜测，关于我们闹事的消息会传到多高的一级？内务部当然已经知道了，或者至迟今天应该知道。但是那个小胡子呢？要知道，这个屠夫可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我们五千人统统枪毙呀。
傍晚，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这一天云层很厚，不适于飞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飞来一位更高级的人物。
古拉格的儿子、有经验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诺夫已在劳改营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们几个班相处得很好。现在他是伙房里的一名杂役。这天，他竟穿过营区大胆地从窗户给我们塞进一小口袋黍米来，足有十来公斤。我们七个班把它平分了，为了不让看守撞见，只好等到夜里才煮成粥吃。
赫列布诺夫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长城”那边的第二分部的乌克兰人没有声援我们，他们昨天和今天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出工。毫无疑问，他们收到了我们隔墙扔过去的纸条，他们也会听到两天来我们这边鸦雀无声，从工地的塔式吊车上可以看到自从那天夜间枪声之后我们营区内已经两天无人走动，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在野外遇到我们上下工的队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却没有声援！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来我们得知：乌克兰人的领袖们是一些年轻人，还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们当时认为乌克兰有自己的命运，它与所谓的“莫斯卡理”——即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同。当初他们是那么热心共同事业，现在却离开我们退去了。这么说来，我们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
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饥饿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肠胃。
但是，当第三天早晨人数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员来到工棚，又把班长们叫到门口去，而我们这些满心愤怨的、不可理解的、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的人们又挤到两边走廊里的时候，我们的一致决定仍然是：不让步！我们的斗争已经产生了惯性。
主人们今天却只是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新来的一位长官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彼斯强特种劳改营管理局请求犯人们用饭。管理局接受你们的一切申诉。它会查清这次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原因。”
是不是我们的耳朵不中用了？请求我们用饭！只字不提劳动！我们冲击了监狱、打碎了玻璃和路灯、拿着刀子追赶看守，这一切原来都不是暴动，而是平等的两方，两个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
看来，只须我们两天两夜团结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们一切的人们改变腔调！我们一生中，不仅是身入囹圄之后，甚至身为自由人、身为工会会员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主人嘴里说出这样的甜言蜜语啊！
但是，我们的人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散去了。因为谁也不能在这里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应允要做出决定。班长们也低着头走开了，虽然特别劳改点的首长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留住我们，但我们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工棚又销上了。
主人们从外面看＿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绝不退让的。但在其内部，各作业班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讨论。诱惑力太大了！主人们和善的语气远胜于威胁，深深感动了这些质朴而从不苛求的人们。有些声音主张让步。的确也是，还能争取到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我们疲倦了！我们想吃饭！把我们的情感联结起来并使它上升到高处去的那一神秘法则现在仿佛颤抖起来，开始往下沉了。
但是，有一些几十年来紧闭着的口、生来就一直沉默或许本来要沉默到死的口，这时却张开并开始说话了。人们倾听着他们的话，当然，那些尚未被杀死的眼线也在听。这个刚刚开始发音的喉咙（在我们屋里是德米特里-帕宁），这条喉咙发声了，只说了几分钟，可是日后它却不得不为这几分钟的讲话付出重大代价：要加判刑期，要在那为自由而颤动过的喉咙上套上绞索。但是，不管怎样，这条喉咙里的声带总算第一次尽了它的天职。
现在让步？这等于凭口头保证而投降。谁的口头保证？是监狱看守的，劳改营鹰犬们的口头保证。有多少座监狱，有多少座劳改营啊！难道这里面的人曾经履行过哪怕一次诺言吗？！
多年沉积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戏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齐翻腾上来了。是啊，我们刚刚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难道这就退让？我们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难道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阵炙人的、凶恶的旋风使我们打了一个寒战。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他们还会说得更好听呢！他们还会让步I（可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相信他们的哪一句话呢？这一点仍然不明确。被压迫着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让步……）
苍鹰）。我们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这只苍鹰。似乎又击翅高飞了！它又翱翔在晴空！
我们又全都躺下了。为了节省自己的力气。我们尽量减少动作，不说闲话。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思考。
工棚里剩下的一点食物早已吃完。谁也不再煮东西吃了。屋内一片宁静，谁也不动，只有几个俯身在窗口担任观察任务的年轻人时而说一两句话：向大家报告营区内的动静。这几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激情满怀，战胜饥饿，宁愿在刚踏进生活之门时死去，也不肯屈服。他们这种决心引起我们的爱戴和钦佩，我们羡慕他们，深感自己的头脑理解真理太迟，自己的脊梁骨已经僵化于弯曲状态了。
我想，现在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亚涅克-巴拉诺夫斯基、沃洛佳-特罗菲莫夫，还有钳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当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的时候，观察员们用遗憾的激动的声音向大家报告：
“九号工棚！九号工棚投降了！……九号的人正朝食堂走去！”
大家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对面一排房间的人也挤到这面来。我们趴在上下层床铺上，隔着前面人的肩膀、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往外看，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支队伍的可悲的行进。
二百五十个本来已经是黑暗的、在夕阳反照下显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驯顺、屈辱的长队，斜穿过营区朝食堂鱼贯走去。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夕阳的余辉中闪过，像是一根连结得不牢固的没有尽头的链条，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无可奈何、满心不快地跟着走去似的。有一些严重衰弱的人由别人扶着或拉着走。他们那蹒跚的身影，就像许多引路人牵着许多盲人走去一样。不少人手里拿着小锅或茶缸。拿着这可怜的劳改营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对于已经收缩的肠胃来说将过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带回来。因此，像乞丐讨饭盆一样伸到面前的小锅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隶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边瞟了一眼，同伴们的脸上也挂着泪水。
第九号工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们那里被打死的人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已经在工棚里停尸四昼夜了。
他们向食堂走去，这就是说，为了一份口粮，为了一碗粥，我们决定宽恕那些杀人犯了。
九号工棚是个饥饿的工棚。那里的作业班都是干各种杂务劳动的，他们很少有人收到邮包。那里有许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许是因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
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利，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
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
“班长！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饭，我不去！”
说着，他爬上“小车厢”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没有赶我们去劳动以弥补耽误了的工作（劳改营头头们肯定在担心完不成计划），只是给我们吃饭，发给前两天的粮食，让我们散步。大家在工棚间串来串去，互相谈着这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总的情绪是欢乐的，似乎我们赢了，而不是输了。何况已变得温和些的主人还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这由谁来判断？……）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预兆不祥：有一个叫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岗楼里去了。这些日子这个家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听到了许多人的谈话，看到过许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说，他是去出卖我们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区外躲过我们的刀子。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
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提意见”。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逮捕。
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开，我马上去看病，医生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现在我就是作为班长去参加这最后一次“提意见”会的。
会场设在浴室的脱衣间，这里比较宽敞。一排理发椅子前面摆了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内务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还有几名下级军官，我们劳改营的长官坐在他们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显眼。第二排还有记录人员，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紧张地写。第一排有个人专门向记录员重复发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因此，我并没有向他们指出这里的劳改营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权蜕化变质的标志。我只限于在他们伸长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坏他们的嗅觉。我认出在座的有警卫部队长官，于是我就诉说警卫人员们往苏联军人脸上抹黑的不体面行为；他们帮助偷窃建筑材料，并且态度蛮横粗暴，以至堕落成了杀人犯。我接着就描绘了劳改营的看守人员，他们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常常强迫囚犯替他们偷窃建筑材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带头人就是坐在这里主席台上的军官们）。这些人的行为对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们起着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欢我的发言。要说收获，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赢得了一些时间。
在我争得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姓梯的作业班长站起来了。他由于过分激动，或者是生性如此，说话慢吞吞的，有些口齿不清。他说：
“从前我同意别人的说法……说我们的生活……像狗一样
主席台上那个中校立即竖起了耳朵。发言者的光头很难看，他那变得残酷可怕的脸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形容的。只听他接着说：
“可是，如今我发现，这种说法不对。”
那个机灵鬼立即又眉开眼笑了。
“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狗！”姓梯的班长大声而有力地说，语调突然一变。在座的班长们全紧张起来了。只听他迅速地说：
“狗只是在颈套上带一个号码，我们身上有四块号码布。人们用肉喂狗，可我们吃的是鱼骨头。人们不叫狗去蹲禁闭，了望塔上不向狗开枪，也并不给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现在即使再打断他也不要紧了，他已经把主要的话全说出来了。
接着，切尔诺戈罗夫站起来。他首先说明自己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后发了言。还有另一个班长也要求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勇敢而热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断重复他们的姓名。
也许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将给我们带来灭亡……也许这堵可诅咒的墙只是由于他们头颅的撞击才会被摧垮。
会议以双方平局结束。
随后的几天很平静。再没有看见委员会的影子。劳改营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警卫把我送进乌克兰人分部的医院。绝食斗争之后我是第一个到这边来的囚犯，是第一个信使。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外科医生扬琴科把我叫去给我检查，但是，他问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关于肿瘤的问题。他对于我的肿瘤并不在意，而我也因为遇到这样一位可靠的医生而高兴。他详细地盘问绝食斗争的情况，他的脸色由于我们共同的痛苦而显得阴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对同样东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这肿瘤来说吧，看样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狱外的话，它会是个多大的打击，会带来多少痛苦和亲人们的眼泪啊！可是在这里，在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呜呼的地方，同样的肿瘤却仅仅成了一个可以使我暂时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医院，同那个血腥的夜晚受伤和被打成残废的人们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们打得通体鳞伤，身上连一块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没有。有个高个子看守打人特别狠，用铁管子打。（看，我的记忆力有多坏！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看守的姓名来。）有人已经因伤重死去了。
可是新闻却接踵而来：“俄罗斯人”分部里开始镇压了。已经抓走四十人。当局担心引起新的骚乱，这次改变了作法。他们直到最后一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态度和善，仿佛正在检查自己人中间究竟是谁犯了错误。只是到了计划好的那天，当各个作业班已经走出生活区大门的时候，囚犯们发现等待押送他们的卫兵比往常多两三倍。主人们设计的抓牺牲品的办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顾，也使他们无法利用工棚的墙和建设工地。把各班带出营区后，在经过草原尚未到达劳动工地时，警卫队长突然下令：“立定！举枪！准备战斗！子弹上膛里囚犯全体坐下！我数三个数，不坐下就开枪！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稣受洗节那样，受骗的囚犯们无可奈何地被钉在大地上。这时，带队军官取出一张纸，按名单叫人名和号码，被叫的人必须马上起立，离开这无力的人群，走到警卫线外去。然后这几个骚乱者便由另一队卫兵押回去，或者是开来一辆囚车把他们运走。已清除掉发酵酶的、剩下来的人又站起来被赶去劳动了。
教育我们的人们就是这样向我们说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们。
空下来的营区里也同样往监狱里揪人。虽然前些时候的罢工被那四米高墙阻挡住，未能进入乌克兰人分部，但是“逮捕”这只秃鹰却张开翅膀飞越高墙来到了这里，把乌克兰人一个个啄去。正是在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前一天。外科医生扬琴科被逮捕入狱。
是逮捕入狱还是转押到别处去，这时已经不大容易区别了，现在主人们不像开始时那么谨慎了。有几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别处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开始集结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队，而且对这批人管制特别严厉：递解犯出营门后全戴上手铐。命运的报复！乌克兰人，就是那些为了保全自已而拒绝支援俄罗斯人绝食罢工的乌克兰人，在这支队伍里比俄罗斯人还要多。命运的惩罚；
不错，一在临行前不久他们也为我们失败的罢工鸣过礼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好几处同时发生原因不明的火灾（我确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时内使三百万卢布的财产化为灰烬。（哈萨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产石头，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联合企业却完全是用木材建筑起来的。）对那些被拉去枪毙的人们来说，这就好像是为海上强人们举行的葬礼，即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风俗，在焚化英雄尸体时把他的大船同时烧掉。
我躺在手术后的休养病房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近期来劳改营里一直乱哄哄、所以没有让任何人住院，医院里十分宁静。我住在医院工棚尽头的一间。再往前走就是停尸房，被打死的科恩菲尔德大夫的尸体已经在那里放了多日，谁也没有时间去理他。（每日早晚两次看守来点名。他走到我的房门前就不再往前去了：为了省事，他朝着停户房和我的房间把两手一摊，说；“这里还有两个。”就把人数写在牌上。）
帕维尔-巴拉纽克这次也被编入七百人的解送队，他竟能通过各条警戒线来到我的病房同我拥抱告别。我们觉得不仅我们劳改营一处，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动，到处都在受到暴风雨的冲刷。我们仿佛被飓风所抛掷。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仍旧像从前一样死气沉沉、寂静无声。我们感到自己像是处在大浪的浪尖上，脚下有某种东西正在被淹没。而假如我们有朝一B能够再见面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朋友们！
岁月慢慢地流逝。这是一个迟钝而令人疲惫的年头，是我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岛”上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年。关进监狱的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被放回来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罪状。大多数人，我多年来真正了解而热爱的许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档案上添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记号送进了隔离所（尽管本人早已成为可爱的天使）；有的送去杰兹卡兹甘矿山劳动；甚至还押走一批所谓“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爱诙谐的基什金，医生们把沃洛佳-格尔舒尼也塞进了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后，躲在“储藏室”的眼线们又一个个爬出来了。起初他们还胆怯，还瞻前顾后，但不久就放肆起来。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这个叛徒也回到工棚来了，他本是一个普通车工，现在竟当了负责收发囚犯邮包的杂役，也就是说，不幸的犯人家属千辛万苦收集到并且寄来的一点点十分宝贵的东西，现在竟被老契卡人员马克西缅科少校交给这个惯偷去负责分发了。
现在，行动人员又可以随便把什么人叫到自己办公室去问话了。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春天。那些头角比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弯下腰去，隐藏起来。我没有再担任班长职务（这时要当班长的人又多起来了），而是在铸造车间当一个帮工。这一年的劳动很累，这也是有原因的：劳改营管理局在摧垮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请求之后，作为唯一的让步，决定允许我们实行经济核算制，即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岛这个永远填不满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开始计价，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们的劳动所得（其余的上缴国家）。这个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劳改营收缴作为劳改营维持资，用来养活警卫和军犬，维修铁丝网和强管棚，供养行动特派员、监狱看管人员、书信检查人员、教育人员——总之，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员。尽管如此，剩下来的百分之十一三个总还是能够记到囚犯个人名下的。每到月底，虽然不能把这些钱全部换成劳改营的内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迟到和恶劣表现，没有惹长官生气的话）是可以换成内部流通券使用的。规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没有干到足够的数量，那么你的劳动成果就会全归劳改营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面大多数人（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多数，而用剥夺的办法制造出来的大多数尤其如此！）却贪婪地、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主人的这一“让步”，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劳动上去，只想挣到一点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炼乳、人造黄油、劣等糖果，或者到“营业食堂”去再买一份晚餐吃。因为完成的劳动定额是按作业班计算的，所以连那些不愿为了一块人造黄油而牺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为了集体而劳动。
给营区送影片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这里也像所有集中营、农村和偏僻山村的情况一样，根本不把观众放在眼里，从来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称。本来嘛，喂猪的人就从来不事先通知猪往槽子里倒什么饲料。反正这些囚犯总会在拉上窗帘之前一小时就争先恐后地挤到食堂去抢占座位的，根本不考虑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这样。（可是，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么英勇地经受过绝食斗争考验的同一些因犯吗！？）
“面包和马戏！”“……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办法啊！我们甚至不好意思再来重复对它的评论了……、经过多年饥饿的人希望饱餐一顿，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饱餐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们，那些发起斗争的，那些在一月斗争的日子里曾在工棚中高喊“绝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与任何事都毫无关系的人，如今却在某地受到审判，有些人被枪毙，有些人加判刑期后押到完全与世隔绝的隔离区去了。有些人正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关进墙上划满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启发”；而某个毒蛇少校会走进死回牢笑眯眯地对你说：“噢，你是帕宁！我记得你，记得你。我们就是审理你这个案件的！嗯！我们会替你办手续的！”
办手续！这个字眼可真不坏。可以办把你送往阴曹地府的手续，也可以办关禁闭一天的手续，连发给你一条旧裤子也得办手续。到底他们打算管你办什么手续？但是。牢门又呼地一声关上，那条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着走开了，留下你去胡思乱想吧，你为此可以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好像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墙，弄不明白……
这一切只是说起来很简单。
忽然，埃克巴斯图兹营又编组了一个二十来人的解送队。这个解进队有点奇怪：召集这些人去的时候并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没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释放他们的，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满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受过虐待的，’没有一个蹲过禁闭或惩戒班；他们都是些模范囚犯，是当局满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涅拉洛夫，平常总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业班长别洛乌素夫，工艺工程师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国务活动家的莫斯科设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
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户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
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
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馆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
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车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历了原来的劳改营。
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
“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
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