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
1五月末的一天清晨，谭功达搭乘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梅城，前往六十华里外的窦庄镇。窦庄与花家舍之间的公路尚未通车，他必须在窦庄换船，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
汽车打着前灯，以驱散漫天的浓雾，一路喘息着，摇摇晃晃向前行驶。谭功达拿着一顶新草帽，头发被露水弄得一绺一绺的。他将脑袋伸出窗外，可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能通过潮湿的水汽中浮动的气味和声音，来分辨旷野中的风景：成熟的蚕豆、大麦、结籽的油菜、薄荷、以及村庄中升起的炊烟……大雾把一切都隔开了。这辆叮当作响、锈迹斑斑的老爷车在黑暗中正将他带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感觉多少有点像做梦。事实上，他真的很快就做起梦来。
除了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正式公函之外，他身上还带着一封由聂凤至写给花家舍人民公社书记郭从年的亲笔信。这封信封了口，不能拆看，老虎嘱咐他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郭从年。在此前的一封来信中，聂凤至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郭从年其人。
1949年，郭从年的部队在攻打泸州城的时候，聂凤至曾救过他一命。这人原是三十八军的一名副师长，作为林彪手下赫赫有名的十八悍将之一，参加过两次四平会战，从东北的嫩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此人善权谋，性格怪癖，其人其事常有出人意表者。由于战功显赫，对我江南新四军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平常最不爱听‘新四军’三个字。所以你在与他打交道时，须十二分小心。为了工作方便之计，最好不要泄露自己的身份……”聂老虎还说，自己曾救过他一命，竟也被他引为奇耻大辱。这个人很喜欢搞恶作剧，他的对手们，不管是
国民党军，还是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笑声中死去的，即便是在最严酷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十年前，他拒绝了林彪要他进入空军的命令，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1954年，他曾奉命重新应征入伍，赶赴朝鲜，可他还没有抵达平壤，停战协定就签字了……
汽车抵达窦庄时，谭功达仍然张着嘴，靠在车窗上酣睡。满身油污的司机手里握着一把大扳手，走到他跟前，拿扳手在椅子的靠背上“笃笃笃”敲了几下，他才猛地惊醒过来。原来，车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时间已经是中午了。炽烈的阳光晒得玻璃发烫。除了大杨树上阵阵的蝉鸣之外，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不过他还是赶紧点了点头，抹了一下满嘴的口涎，抓起公文包，从车上下来。
当他四下张望，向人打听渡口的方位时，依然残睡未醒，恍恍惚惚。太阳明晃晃的，天空澄澈如洗。一个在汽车站前买凉茶的妇女坐在树阴下，一边用扇子驱赶着苍蝇和飞虫，一边朝旁边的巷子指了指，对谭功达道：“你听见锣鼓声了吗？”
谭功达静心一听，远处果然有锣鼓声隐隐传来。
这位妇人即便是抿着嘴，两颗大门牙依然暴露在外：“你出了这个巷子，往东一拐，就可以看见渡口的船了。不过要快一点，共青团秧歌队的锣鼓一停，船就要开了。”
谭功达出于感激，连喝了她两杯茶，刚想离开，大暴牙妇女又把他叫住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谭功达好一阵子，这才似笑非笑地说：“那条船有两条跳板。你上船的时候，最好走左边的那一条。”
“为什么？”谭功达一愣，满脸疑虑地看着她。
那女人诡谲一笑，未再说话。
谭功达走进了一条覆满莓苔的阴暗的巷子。听到锣鼓声渐渐平息，不由地加快了步子。跑到巷子口，他看见不远处的树林边有一片狭窄的河湾，水面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一批身背腰鼓，穿红挂绿的秧歌队员正在上船。他们排着队，在走上跳板的时候，仍然在打着腰鼓。
其实，时间完全来得及。谭功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到渡口边，上了船，在船舱的一个角落里大口大口地泛着酸水，而排队上船的共青团员仍有一小半还留在岸上。船舱里弥漫着脂粉和机油的气味。竹制的顶棚筛出细碎的阳光，像铜钱一样，随着船身的摇摆在船舱里跳动不已。舵工赤着脚，敞着胸，黝黑结实，在船头船尾走来走去。那些秧歌队员进了船舱也不消停，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叽叽喳喳地嬉戏打闹。
谭功达拿起草帽，扇了扇风，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听得“哎哟”一声尖叫，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他扒住船帮往外一看，原来，最后一名秧歌队员在上船时脚底打滑，连人带鼓坠入了河中。好在河水不深，那个胖乎乎的小姑娘在芦苇丛中胡乱地扑腾了几下，呛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就被人救起，浑身上下都是泥浆。那姑娘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又是哭又是笑。
这个有惊无险的意外并不算什么，相反给接下来的旅程增添了小小的乐趣。秧歌队员们不时拿她打趣，那姑娘很快也恢复如常，跟着大伙一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
只有谭功达一个人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那个卖凉茶的妇女，为什么要嘱咐我走左边的跳板？而女秧歌队员正因为走了右边的跳板而落水，难道仅仅是巧合？谭功达虽说从来都不迷信，可这会儿心里倒有些疑神疑鬼。自己从黑暗中的梅城启程，在弥天大雾中直接切入了阳光明媚的窦庄渡口，这使他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在窦庄与梅城之间，隔开的也许并不是六、七十华里的路程，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懒懒地看着水面上绿色的浮萍和露出尖顶的荷叶。此刻，正在内心折磨着他的，还有另一个驱之不去的念头。早在六十多年前，他的母亲遭到土匪绑架，被人押往花家舍的途中，很难说不是走了同一条水路！很难说自己不是走在母亲的老路上！在这一刻，命运终于向他敞开了一个秘密：他的命运与母亲奇妙地重叠在一起。所不同的是，船舱里多了一群秧歌队员；船已由帆船改为
柴油机动船——它“噗噗”地冒着黑烟，油烟和热风吹到了他的脸上。妈妈。妈妈。他默默地呼唤着她，眼前出现了母亲花一般姣好的面容，她永远都是十九岁！永远都那么漂亮、多愁善感。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妈妈，妈妈，如果上天真的有灵，你就让鱼儿跃出水面，好叫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身边。
水上游着的鸭群没有回答。
隔年荷花的残根败叶没有回答。
流水中倒映着寂寞的天空没有回答。
没有鱼儿跃出水面。
从水面突然出现的是一块块浮标，固定在长满菖蒲的湖水中，把他们拼在一起，一个个数过去，就是一幅完整的标语：
花家舍欢迎您
船靠岸边，谭功达看见河滩的沙地上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青年。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下身是草绿色的军裤，腰束一根褐色的武装带，两根羊角辫，垂挂于肩窝的两侧，脚蹬解放鞋，看上去利利索索，又透出一股飒爽的英气。她是受公社指派来接人的。由于全船的乘客中除了披红挂绿的秧歌队演员外，只有谭功达一个人，他们很容易就搭上了话。
这个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心计，甚至还有点孩子气般的天真烂漫。也许是天生的声带狭窄，说起话来莺声燕语，而且一见面就冲着他笑个不停。她问他是不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谭同志，谭功达点点头。随后谭功达问她怎么称呼，女孩笑了笑道：“你就叫我小韶好了，韶山的韶。”
她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眉眼有几分长得像白小娴，又有几分像姚佩佩。只是不像小娴那么矜持，也全无姚佩佩的阴郁和忧戚。这时，谭功达的心头立刻泛出一丝落寞和忧伤，仿佛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都会在心里埋下哀伤的种子……那枚毛主席像章的小别针会不会扎到她肉里去？在胡思乱想之际，目光就渐渐地变得飘忽起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小韶，发了呆……
小韶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微微泛出红晕，赶紧从他手里抢过公文包来，轻声道：
“怎么了，您？”
谭功达这才回过神来，自知失礼，一时颇为尴尬。忽见她的嘴唇上涂了一圈黑紫色的东西，一时分不清是女孩的
化妆品，还是涂了紫药水，便煞有介事地问道：
“我刚才在看你的嘴……你搽了什么东西？”
小韶“咯咯”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
“什么呀，”小韶用手朝远处的桑林指了指，“刚才我来的路上，吃了太多的桑椹，你要不要吃？”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两人说着话，沿着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地，朝村子里走，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桑园。桑园中，有一条给行人踩得发白的道路，高大的桑树枝繁叶肥，虽说光线比外面要暗一些，但林间密不透风，反而更加闷热。谭功达隐隐感觉到，桑林间有人带着袖套在摘桑叶，可他只能看见这些人的腿和手，看不见他们的脸。
正走着，小韶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将公文包往谭功达的怀里一塞，说了句“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随后一猫腰，就消失在桑林中不见了。谭功达苦笑了一下，心里道：这丫头，大概是要为我摘一些桑椹来尝尝。没想到，小韶从桑树林中再次现身的时候，满脸都是汗珠，可手里却并没有他想像中的桑椹，谭功达道：
“我还以为你是去帮我摘桑果了呢。”
小韶笑道：“想吃桑椹，你自己摘不就行了？这儿遍地都是。”
“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他们两人挨得很近，谭功达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细细的小绒毛和脖子里的汗珠。
“嗨，您这个人！怎么老爱刨根问底呀？”小韶把谭功达的脑袋一扳，凑在他耳畔，轻轻地道：“撒尿。”
这孩子，和姚佩佩一样，似乎也有个爱动手动脚的习惯。
花家舍的招待所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与村庄隔着一箭之地。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接在一起。谭功达跟在小韶的身后，走上栈桥，他吃惊地发现，桥栏上那些剥了皮的柳树竟然又长出了新的枝叶。过去，他在灯下阅读母亲的传记时，曾无数次地想像过这个岛屿。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他不知道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是传记作者的牵强附会。而眼前这个湖心弹丸之地，比想像中的要小了很多。一排白墙砖房，建在高大的榆树和泡桐之中，四周簇拥着一大片紫云英的花地。只不过到了五月末，花已经有些开败了，零零星星的。可远远一望，在一朵朵浮云的映衬下，依然可以看出一片淡紫。
两个人一上小岛，小韶就扯开嗓门，冲着那片房舍大喊大叫起来：
“八斤，八斤，驼子八斤……”
不一会的工夫，从房屋的拐角处走出一个精瘦精瘦的驼背小老头来。他手里拎着一只木桶，腰间围着一条脏兮兮的布裙，腰带上别着一杆白铜烟袋锅。他一看见谭功达，赶紧放下木桶，快步迎上前来，他撩起围裙，擦了擦满手的谷糠，握住谭功达的手，一边使劲儿地摇，一边裂开厚厚的嘴唇，露出满嘴的黄牙：“啊，欢迎，欢迎！”
“这位就是八斤同志，”小韶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汗，对谭功达介绍说，“以后就由他来负责照顾您啦！”随后她又在八斤的驼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把老头拍得直咳嗽：“八斤，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还得赶回去排练呢。”
八斤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道：“小韶，今晚演什么呀？”
“白毛女。”
“白毛女白毛女，又是白毛女。一天到晚都是白毛女。”驼背八斤絮絮叨叨，“你们就不能换个戏演一演？”
小韶懒得搭理他，一转身，就蹦蹦跳跳地上了栈桥，渐渐走远了。
“小韶是演员吗？”望着她的背影，谭功达对八斤道。
“那可不！”八斤自豪地说，“花家舍的姑娘，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穿起行头能演戏，脱下戏装能种地，要是扛起枪呢，还能打他娘的苏修美帝……”
过了半晌，八斤接着又道：“小韶这孩子，别的事样样都好，可有一样不好……可惜了。”八斤话到嘴边，没有说下去。
谭功达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2
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他甚至能听见学校里孩子们的诵课之声，还有脚踏风琴那单调悠长的曲调。
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谭功达惊愕地发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这条长廊将花家舍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无数条更为狭窄的小游廊向两边延展，通往公社的各个机构和各家各户。长廊的柱子被漆成了红色，覆以灰褐色的瓦，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黑红肥壮的大蜈蚣。
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一条盘山公路在村庄上方的山腰上横贯而过。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来来往往，隐隐绰绰，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满载麦秸秆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公路上方就是一畦一畦的梯田，重重叠叠，黄绿相杂，堆锦铺秀一般。
八斤是向阳旅社的管理员。除了负责照料谭功达的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抽空去喂养两只大肥猪。旅社食堂的残羹剩饭倒掉可惜，八斤就养了两头猪，当然，它们属于公社的资产。八斤的话不多，而且不论何时，总赤着脚，成天忙于旅社的清洁、做饭、喂猪，和出粪。难得有空闲下来，他就抱着那只印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白瓷缸，一边抠着脚丫子上的老皮，一边坐在楼下的会客室喝茶。有时，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会客室的墙上挂满了客人们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不是“四海一家”，就是“宾至如归”。桌子上方有一幅名为《柿子红了》的旧画张，画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窑洞的门前仰望蓝天。画面一角的柿子树果实累累，透出一派浓浓的秋意，领袖神情坚毅，若有所思……
每当谭功达与他照面，八斤便会不自觉地满脸堆下笑容，以表示对客人的友善。他虽说和善、憨厚，倒也并不使人感到亲近。事实上他们很少交谈。即便谭功达特意找他聊天，八斤通常也是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尽管来到花家舍的第二天，谭功达就带着介绍信和公函去公社的办公室报了到，可一连十多天，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公社方面的指令。他似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给他安排任何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他日复一日，躺在旅社二楼的铁床上，听着岸边的浪涛和鱼儿的唼喋之声，渐渐地感到了倦怠，心里也像是长了一层霉。
这座小岛风景绮丽，阳光灿烂。但谭功达怎么都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他所碰见的每个人，都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就算是问路，村民们的目光也显得躲躲闪闪。作为农业生产方面的先进样板，从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清晨，机帆船和长途汽车载来了无数的参观者，可奇怪的是，除了自己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岛上的向阳旅馆来住宿。
为了排遣难挨的寂寞，一天晚上，谭功达竟然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打谷场上，去观看歌舞剧《白毛女》的演出。他盼望着在那里碰见小韶。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迫使演出取消，打谷场上一片泥泞，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显得郁郁不欢？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向八斤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者照例莞尔一笑，不予回答。正当他不安地联想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居民都被下达了禁语令时，八斤却在一天深夜突然造访了他在二楼的卧室，一口气和他聊了三个小时。
每天下午，村子里的几个老人都会拿着扁担、草绳和镰刀，到岛上来收割紫云英。他们一律戴着草帽，手臂上带着同样的袖套，甚至他们藏在宽宽帽檐下的脸，都是同样的表情。他们把紫云英的藤蔓齐根割下来，运到附近的一个草凼里去沤肥。在阳光下，他们整齐地排成一行，依照统一的节奏，挥舞着镰刀，动作的整齐划一程度仿佛经过了预先的排练。到处都是被阳光晒瘪的紫云英那热烘烘的气息，青蛙和蝈蝈满地乱跳。若是突然遇到暴雨，老农们也会涌到旅社的房檐下来暂避。他们总是静静地站在雨幕之中，对于谭功达这个外地人，也没有任何好奇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天下午，谭功达从床上午睡醒来，脸颊上印着竹席的压痕，再次前往位于半山腰附近的公社党委办公室。如果他的运气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就能碰到郭从年本人。接待他的仍然是上次那个办事员小徐。隔了十来天，小徐已经把谭功达给忘了。他手忙脚乱地在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张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介绍信：
“噢噢，您是从梅城来的巡视员同志。”小徐一脸歉疚地朝他笑了笑，“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文要处理，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事情一多，我就给搞糊涂了。您说，您有什么事？”
说完，他手里飞快地转动着一根红铅笔，一脸诚恳地看着他。谭功达表示他来花家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可是公社方面却没有给他分配任何工作，再这么憋下去，恐怕自己的骨头都会生了锈。
“工作？什么工作？”办事员小徐望着他笑，“在介绍信上，您的职务不是巡视员吗？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您的意思是……”
“到处转转，好好看看！这就是您的工作。要不要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向导？”
“这倒不需要，”谭功达道：“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成天在村里瞎转悠，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工作？比如说——”
“不可能。”办事员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刚从梅城来，对于花家舍人民公社的行事规则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你初来乍到，可以慢慢学。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我们不会向您——地委领导指派的巡视员同志，安排什么工作，也不会向任何人分派工作。首先，工作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在花家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这种荣誉。比如村子里的那些土匪出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你懂我意思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作的主动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主观能动性，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真正灵魂。”
看到谭功达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办事员进而解释道：
“好比在一个家庭里，你不会每天向父母要求，替自己安排工作，对不对？你看见屋里的地上脏了，会自觉地拿起笤帚来扫地；你看见水缸里的水没了，自然就会去井边打水；若是房子漏了雨，你当然也会找个工匠来修缮。你懂我意思吗？在花家舍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从不向任何人分派任何工作，而是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这方面，每一个公社社员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地里的麦子黄了，他们就会去收割；秧田里的水干了，他们就会去灌溉；瓜地里长满了杂草，他们就会去锄地；春蚕快要吐丝了，他们就会去准备蚕宝宝产茧的草龙，诸如此类。你懂我意思吗？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甚至没有领导。从理论上来说，每个公社社员都是常春藤上的一朵小花，公社的命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可是，这么一来，不就什么都乱了吗？”谭功达好奇地问道。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掏出一个小本本，正在往上记着什么。“比如说，去割麦的人太多造成误工，而去灌溉或锄草的人又太少了……你们又如何进行协调呢？”
“不需要协调。”办事员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您知道，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要解决局部的问题，就必须着眼于整体。每一个社员看上去都在做着十分具体的工作，既琐碎又无趣，但假如将每一个具体工作与花家舍人民公社未来的美好蓝图联系在一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一个万里
长城的建造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城，他们当然知道如何去铺设每一块砖。因此，花家舍的社员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上级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是依照花家舍未来可能的样子来忘我地工作。这样一来，每个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一种奇妙而伟大的直觉，你懂我意思吗？这种直觉会引导他们去完成各自的使命。事实上，既不会造成误工，也不会窝工。每个工作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一个也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
“我还是不太明白。”谭功达坦率地看着办事员，神色相当迷茫。
“当然，开始的时候的确需要一些严格的训练，我们有社员培训部，还有农民夜校，他们负责具体的培训。”
“可是，”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可是，你们又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
“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是按劳计酬，民主评分制度，”小徐道，“每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在收工前都会进行一次民主评议，由每位社员来陈述自己一天的工作，并申请自己应得的工分，最后再由记工员登记在册。每一位公社社员都有资格对他进行质询，并有权检查他的劳动成果。你懂我意思吗？社员本人也可以做出相应的答辩。所以，虚报成绩多领工分的事情在花家舍还从未发生过。”
“你们会派监督员吗？”
“每一个社员都是监督员。当然，要做到公平和诚实，公社社员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感和集体荣誉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去向‘道德自律委员会’咨询。”
“假如……”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四点钟还得去会议室接待一个从古巴来的友好访问团，”小徐站起来，看了看表，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看样子是准备离开了，“您是上级派来的巡视员，花家舍的具体情况不应由我在这里啰里啰唆向您和盘托出。你懂我意思吗？您应当自己去调查研究，自己去看，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临走前，谭功达无意中提到，能否安排他与花家舍公社的郭从年书记见一面，因为他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要当面交给他。
小徐的神色显得有点异样，他颇为惊骇地看着对方，那眼神似乎在提醒谭功达：他所提出来的是一个十分无礼而非份的要求。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小徐肯定地回答说，“郭书记有很严重的病，常年闭门不出。他很少到公社来办公。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转给他，我可以替你效劳。”
谭功达从党委办公室出来，顺着山势，由风雨长廊拾级而下，返回湖心小岛。天空忽然下起雨来，雨点打在长廊两侧的树木和菉竹丛中，打在池塘的睡莲上，飒飒声连成了一片。谭功达置身于风雨长廊之中，享受着长廊的保护，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恬静。举目四望，周遭看不到一个人。长廊的屋顶之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箭牌。有的箭牌上写明了各家各户的编号：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则指向两侧分列的公社机构。他随便看了一下，就有公共食堂、剧场、保育院、剿丝五厂、医务所、小学、中学、人民调解委员会、邮电所、供销总社、剿丝三厂、种子站、农机站、敬老院、农民夜校、101、移风易俗办公室……
谭功达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竟然看到了两所剿丝厂的指示牌，他联想到花家舍随处可见的桑园，不难推测出蚕丝业在花家舍经济布局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而101这个数字，并未写明任何机构，看上去多少有点神秘。按照谭功达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似乎是一个需要保密的单位。
长廊的拱顶上画有俗艳的油画和水彩画。尽管每隔一段都会出现一幅毛泽东的草书书法，但谭功达很快发现，这些画并不是普通的装饰画，而是有着十分明显的科普功能。比如说，在题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油画中，画的竟然是沼气池的生产工艺图。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花家舍，沼气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而在紧接着出现的一幅画作中，则同时描绘了电的功能和危险，并形象地指明，一个人在不慎触电之后，所应采取的急救程序。当然这些画作经过了大胆的艺术抽象，如果不仔细欣赏，很难看出它隐含的意义。
谭功达看见檐廊下还有一条扁长的木盒，透过蚂蚁蛀蚀的外壳，隐约可以窥见里面绿色和黄色的电线。这个发现也帮助谭功达解开了一个疑团：到了晚上，花家舍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而全村却看不到一个电线杆。
雨下得正急。谭功达沿着台阶走到风雨长廊的尽头，望着烟雨迷蒙的湖面。湖心小岛和向阳旅馆被水烟遮住了。他正想在长廊里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待雨停，在不经意中忽然看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大石臼——那本是农民用来舂米用的，石臼里搁着两顶斗篷，三把雨伞。尽管阴雨凄风，光线暗淡，可谭功达还是看见了石臼外壁上用红漆写成的字迹：
便民雨具，用后归还。
真是太奇妙了！花家舍的建造者们居然想到了湖心小岛与长廊之间没有遮蔽，事先在这里备下了雨具！这么一个很小的枝节，花家舍的人都考虑地如此周全，谭功达不禁对这个陌生之地肃然起敬。他随手从石臼中取出一把雨伞，撑开它。伞骨伞柄都是新的，他立即闻到了一股清香的桐油味。听着伞面上叮叮咚咚的雨声，谭功达沿着栈桥往向阳旅馆走去，心中仍然赞叹不已：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好！与这里相比，梅城简直不值一提。一想到自己作为一县之长，竟然把那个地方弄得一团糟，自己还灰溜溜地下了台，心中不免感到深深的刺痛。同时，也有一种难以驱除的自惭形秽。
向阳旅馆早早地亮起了灯。驼背八斤坐在厨房的桌边，一边调着收音机，一边“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外交部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看见谭功达进来，八斤就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忙着去灶上给他盛饭。
“小韶下午来过了。”八斤佝偻着背，笑着对他道，“她一直等你到四点半，像是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后来眼看着天要下雨，这才走的。”
谭功达从他手里接过碗筷，正要吃，又听见八斤嘴里衔着烟袋杆，嘟嘟囔囔地道：“她给你捎来了一封信。噢，对了，假如你要给家里或随便什么人写信的话，只要把信封粘好，放在门外燕子窝旁边的木头信箱里就可以了。不需要贴邮票，邮局每天都会派人来取的。”
随后，八斤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把一口痰吐在厨房的地上，用脚擦去。一想到八斤总是光着脚，谭功达不由地一阵恶心。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身上都有一股猪粪味。
谭功达吃着饭，把那封信一把抓过来，扇了扇鼻前的热风，仍旧放在桌子上。他实在太饿了，并不急于拆看。可他无意间瞥了一眼信封上那娟秀的字迹，顿时就吓得面无人色。一口饭噎在嗓子里，他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他偷偷地觑了八斤一眼。他正在那儿专心地摆弄那只收音机，收音机边上还有一本打开的书。由于雷雨的关系，收音机的电波受到干扰，里面传出一片“滋滋啦啦”的蜂鸣声，几乎把播音员的声音完全遮盖住了。但谭功达依然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的撞击声。
原来是她！天哪，一定是她！
这么说，隔了八个多月，她竟然没有被公安局捉住？佩佩。佩佩。
谭功达的眼前忽然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姚佩佩正在瓢泼大雨中狂奔。她像一只兔子似的跳跃着，更像一个跨栏运动员，借着黑夜的掩护，逃向不知名的深山密林中。大批的公安队员手里牵着警犬，在她身后紧紧追赶，窗外的闪电似乎照亮了她那惊恐满是污垢的脸。佩佩。佩佩。
当时，谭功达的本能反应就是赶紧将这封信藏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可经验和理智提醒他，绝对不能这么做。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随手将信件远远地一推，似乎那是一封无关紧要的来信。可他怎么也无法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无法克制双手的战栗。牙床在碗边不时磕碰着，突如其来的咳嗽把嘴里的米粒喷得到处都是。他感到自己的脸上有热泪滚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从头脑里驱除的无奈；看到他的所有的颓唐和挣扎：他是多么地想她！
驼背八斤正好奇地注视着自己，把手里的书放下，宽厚的嘴唇再一次咧开。他笑着问道：“谭同志，你是被米饭噎着了？你应当吃得慢一点，噎不下不要硬噎，喝口水就会好的。”
他把自己的那只白瓷缸朝他递过来，谭功达猛灌了几口凉茶，心里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他慢慢地吃着饭，他的心里渐渐地感到了一种深稳的喜悦。甚至当他吃完了饭，也没有急于上楼，而是坐在厨房里与八斤聊天。
“你看的是什么书？”谭功达忽然问道。
“《天方夜谭》。”
“什么？”
“阿拉伯的民间故事，”八斤解释道，“谭同志，你平常喜欢看书吗？”
就这样，他们在厨房里静静地说着闲话，那杆烟袋锅在两个人的手里递来递去。他并不急于回房去看信，就像是一个很久没有吸过烟的烟鬼，开始吸第一口烟的时候，却故意迟迟不去点火。最后，连八斤都开始呵欠连天。他收拾完了碗筷，看见谭功达高挽着裤腿，双脚踩在脚盆的边沿，似乎谈兴正浓，只得对他笑了笑：
“谭同志，你的脚晾干了没有？早点回屋去歇歇吧。”
3
起风了。到了晚上，到处都是坟堆，四周空无一人。我现在是在靠近安徽边界的一个林场里给你写信。卞忠礼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去了，要到今年秋末再来。这儿全是松树。卞忠礼说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农场住下去，可他留下的干粮却只能支持到明天。恐怕还是得走。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我不敢肯定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中。晚上雨下得真大，我忽然想到给你写封信。也不知为什么，总是有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样死了。我已经觉得厌倦了，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就会给他们捉住。自从去年的中秋之夜逃离梅城至今，已经过了七个多月。在这七个多月中，我只洗过三次澡。要是你在大街上遇见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认不出来。可就是这样，卞忠礼昨晚还想对我动手动脚，两个人僵持到后半夜，他就放弃了。毛主席说，希望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他若是再坚持一下，我多半会屈服的。
我随身带来的钱早已用完了，怎么办？我每晚几乎都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押上刑场，押上公判台，而你却站在台下微笑。你为什么要笑？然后，囚车就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上，是打靶场。因为我记得四周的红墙边矗立着一排胸环靶，地上的草已经枯了。一个身背钢枪的行刑队员像鬼一样，悄悄地来到我的身后，在我的腿弯里揣了一脚，我当时就就跪了下来。四周静极了，我听见他从皮套里掏手枪，掏了几次都没有掏出来。我在想，他要是一直掏不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逃过一死？冷冷的枪管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我回过头来对他说，请等一下。他把口罩往下一拉，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报告，我要撒尿！那个人古怪地笑了一下，说，待会儿枪声一响，你自然就会小便失禁的。他刚说完，枪就响了。真的，我像一只牲口似的，大小便失禁。又过来几个人提起我的两只脚，倒拖着走。我能感觉到那是秋天，因为草已经枯了。他们把我拖到囚车边，把我整个抬离地面，然后“嘭”的一声扔到车上。直到那时，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仰面躺在车上，双脚还在抽搐。那样子虽然不好看，好在你不在现场。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这么难看地死了，可你却并不在现场。随后我就真的死了。
我真的怕死，把这个死想上一万遍，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还是没有用，我还是怕死。我在电影中看到女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抓了去，历经种种酷刑的折磨，还坚持高呼革命口号，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若是换作了我，哪怕只要朝装满辣椒水的罐子或是老虎凳什么的看上一眼，恐怕也会吓得当场招供。像我这样一个人，意志薄弱，百无一用，根本就不该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贵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不过我现在不恨任何人。不恨钱大钧。不恨白庭禹。不恨金玉。不恨汤碧云。甚至，也不恨白小娴。有一次，我看见你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白小娴的照片。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暗暗地用曲别针在她左眼扎了一个窟窿。我这个人够坏的吧？要说恨的话，真正恨的只有一个人。
云泥两隐，无奈纸尽。五月十五日。
这封信分作两页，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一张是“大生产”，一张是“光荣”牌。信上没写抬头，而落款的“云泥两隐”是旧时候通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意思是知名不具。“泥”字不过是写信人的自称，“云”字则指的是收件人，无非是自谦。但在谭功达看来，这个落款暗示了两人云泥霄壤的不同处境，多多少少也含有讥讽之意，这是姚佩佩的一贯作风。
这封信看上去没写完，但谭功达从字里行间猜测，姚佩佩最恨的人恐怕正是自己。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一层，他在令人揪心的痛苦中竟然也感到了一丝喜悦。可她在“不恨白小娴”这句话前面用了“甚至”二字，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中不难看出女孩子那蛮不讲理的曲折心思。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此刻佩佩似乎就坐在他的对面，正调皮地看着他。
他打开钱包，从里面翻出白小娴的那张相片来。那是一张白小娴的练功照，她梳着马尾辫，穿着短裤，一条腿搭在练功房的栏杆上，阳光从玻璃顶上泻下来，她的皮肤白得很不真实。他很快就在白小娴左眼的眼眶处发现了一个小白点，果然是曲别针留下的痕迹……
写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五号，可邮戳上的日期则是五月三十号，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封信隔了整整十五天才寄出。也许是林场附近找不到邮局，或者佩佩对是否要寄出这封信感到犹豫不决。对一个在逃的疑犯来说，写信对自己行踪和藏身地暴露的危险不言而喻。而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她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层。邮戳上标明她投寄的地点是“莲塘镇邮电所”，谭功达的身边没有带地图，所以他很难确定“莲塘”的具体位置。不过从信件的内容来看，这个地方应该靠近安徽边界，反正离开梅城已经相当的远了。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谭功达坐在桌前的灯下，久未动弹，双腿不由地一阵发麻。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蝉声复鸣，青蛙聒噪。他又抓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又细细读了一遍。收信的地址是梅城县人民政府，佩佩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花家舍。他看见信封上的原址被圆珠笔划去了，下面出现了一行“花家舍人民公社查转”的字样。很显然，这字迹出于信访办的老徐之手。因为在这行小字的旁边，还有一个用圆珠笔圈着的大大的“徐”字。仔细研究信封上的字迹，谭功达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这看起来并非无关紧要。老徐在信访办兼管收发，这至少可以说明，除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老徐是惟一的经手人。也就是说，这封信在到达谭功达手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安全的。
不过，谭功达自身的危险性也显而易见的存在。将一个公开通缉的杀人犯的来信隐匿不报，本身就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按照谭功达在梅城县长达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依照他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了解，我们的专政机关对于这一类罪行的惩罚通常是极为严厉的，甚至有可能超过凶犯本人。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或者说姚佩佩一旦被捕，受不了刑讯逼供（关于这一点，她自己在信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而招出给他写信的细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姚佩佩的被捕，只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谭功达本人潜在的危险随时都会兑现。说不定，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了她藏匿地的可靠线索，正在赶赴莲塘的途中……
恐惧的念头从一开始就存在，甚至当他在楼下第一眼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巨大的惊恐就随之出现，不过，在当时，这种恐惧感被暂时遮蔽住了。现在，他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谭功达的忧虑显然还不止于此。对姚佩佩的忠诚必然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背叛，意味着对十八岁就投入其中的这个组织以及全部信念的背叛，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然挑衅，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彻底诀别……当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立即交出去。
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也带给他深深地羞辱和自责。姚佩佩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死活，冒着暴露自己的行踪的危险，甚至明知这封信不一定能够寄到自己的手里，却依然决定给自己写信，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的自私、怯懦、肮脏！除了自责之外，他的心里多少还有点歉疚，正是自己把姚佩佩从梅城浴室搭救出来的愚蠢动机，永远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他一次次地重复着记忆中的这个关节点，让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三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谭功达双手相扣，垫于头下，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帐子，在嗡嗡的蚊子声中，一夜没有合眼。他的太阳穴像一个小兽，一刻不停地跳动着，隐隐作痛，而脑子已经完全乱了……
花家舍出早工的钟声当当地响过之后，他终于从床上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他决定烧掉那封信。
他从门背后找来一只簸箕——还好，簸箕是用铁皮做的，把佩佩的来信连同信封都点着了火，付之一炬。在火光中，他意识到自己就此与逃亡途中的姚佩佩建立了共犯关系，既激动又伤心。信胆上的齿轮、麦穗和拖拉机图案在火焰的吞噬中痛苦地扭曲着，最后，所有的纸张都变成了深黑色，变成了又薄又脆的灰烬。有一种说法，秘密信件即使被烧成了灰烬，可一旦到了公安部门的技术专家手里，他们甚至有办法能让信件的内容完全复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谭功达笑了一下，兀自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太多虑了！不过他还是把灰烬一点点地放在手掌里搓碎，直到它完全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粉末，每一粒纸屑绝对无法承受一个字的重量，这才站起身来，打开了那扇朝北的窗户。
窗下有一丛茂密的金银花。黄色和白色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在金银花藤的边上，有一个蓄满雨水的低湿的小水坑。他将簸箕伸出窗外，小心翼翼地倒下去。那些纸屑的细末纷纷扬扬，无声地落在水面上，风一吹，几道涟漪过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这天早晨，谭功达下楼时，在楼梯口碰到了八斤。他正蹲在地上，在一只大木盆里用刀剁着胡萝卜：“谭同志，你，好像有开着电灯睡觉的习惯，是不是？”
他停下手里的薄刀，望着谭功达。
谭功达愣了一下，随后抱歉地笑了笑，说自己躺在帐子里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忘了关灯。
“这样不好。”八斤的脸上还挂着笑，可表情却相当严肃：“眼下正是夏忙季节，工农业生产用电都很吃紧。在花家舍，虽说用电不花钱，可我们还要时时不忘节约。您想想，一度电虽然不算什么，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度电，花家舍公社一共有1687户居民，一年按360天计算，那一年下来就是六七四十二，进四，六八四十八，加四进五，六六三十六，咦，我怎么算不过来了呢，你来帮我算算……”
他扳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头绪。可谭功达早已经离开那里了。
这天上午，谭功达去了一趟村里的新华书店，从那里买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和一本厚厚的地图册，又在隔壁的供销社买了一盒图钉。他将这幅巨大的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对照着地图册，很快从墙上的地图上找到了莲塘的大致位置。它位于朔望之南，旧铺与马坝之间，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五角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她怎么会想起来跑到那里去的？
从此以后，每日观看这张地图，揣测姚佩佩逃亡的潜在方位，想像她途中的所有经历，成了谭功达每日必做的功课。这多少也抵消了他在花家舍无事可干的寂寞，当然，他的心里也有一种和佩佩分享秘密的喜悦。当他夜半惊起，披着外衣，站在地图前，借着手电的光亮，想像佩佩的行踪时，看上去俨然就像一个正在指挥属下突围的将军。可惜的是，由于不能给佩佩回信，他无法对自己惟一的士兵发出任何指令。
大约七八天之后，他就收到了姚佩佩的第二封来信。不过，信件的内容却使他大为失望，只有短短的两行，她写在一张汇款单的反面：
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暗结雨中愁
看来，这也许是她在经过某一家邮局时临时写成的。谭功达虽然不懂诗，可细细玩味这两句诗中的意思，竟然也感到愁肠百结。前一句似乎是写她仰望天空的青鸟，感叹自己收不到回信的忧伤。青鸟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会不会就是大雁？而从后一句来看，她所在的地方，当时正在下雨。丁香花的花期已过，用在这里有点不太恰当。不过，他还是很喜欢“暗结”这两个字。
从邮戳上看，她已经抵达莲塘以北叉河以南的吕良。
“怎么能往东跑呢？傻瓜！应该往西走！进入了安徽省，混迹于来来往往的乞讨者大军，就会安全得多！”他对着地图小声嘀咕着，似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姚佩佩能够听见他说的话。
4
原来小韶在《白毛女》中并不是扮演喜儿的主要演员。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出场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六句台词。因此戏演了不到一半，她就从舞台上下来了。花家舍的观众即便在看戏时也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表情木然，自带小板凳，在堆满麦秸的打谷场上坐得整整齐齐。尽管他们一年到头始终反复观看同一场戏，但却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时为演员的表演而鼓掌，为人物的不幸命运而唏嘘流泪。
因谭功达是惟一一个站着看戏的人，小韶尚未来得及卸妆，一下就找到了他。
“怎么样，我演的还不错吧？”
“好，好，”谭功达笑着敷衍道：“好极了！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怎么样？”
“可戏还没完呢。”
“我已经看过了。”
“是正式谈话呢，还是随便聊聊？”小韶汗涔涔地望着谭功达，眼睫毛上亮晶晶的，像是涂了一层银粉。
“当然是随便聊聊，”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你穿着这么厚的戏装，不觉得热吗？”
小韶嘿嘿一笑，随后麻利地脱下戏装，露出了里边的白色圆领衫。袖口还滚了一道红边。
“咱们去哪儿？”
“去你家怎么样？”
“不行。”小韶的脸色立刻黯淡了下来，“我家不太方便，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疯子。”
谭功达偶然瞥见近旁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摇着蒲扇，充满警觉地朝这边瞪了一眼。眼神中满是怨毒和鄙视，令人不寒而栗！幸好小韶正忙着脱衣服，没有看见。
“那我们就在村中随便走走怎么样？”
小韶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胳膊，她的手也是潮潮的。她不安地朝广场的四周看了看，然后低声说：“你跟我来。”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打谷场，沿着长廊的石阶朝湖边走去。
“你刚才说你们家有一个疯子？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哥哥。”小韶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原本是公社篮球队的队长，篮板好，球又投得准，可是去年国庆节以后，他就忽然发了疯。”
“怎么发的疯？”谭功达和她并排走在一起，轻声问道。
“唉，都怪那场篮球赛！去年国庆前，从河南来了一个参观团，随团还带来了一个篮球队，队员全部是由聋哑人组成的，与我们公社打了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又都是残疾人，公社就规定我们必须输三球以上。可我哥哥一上场，打着打着就把这茬儿给忘了，最后竟然赢了人家8分，这当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比赛结束后，我哥哥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饭也没吃，倒头就睡。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到了后来，就这么慢慢疯掉了。”
“一定是哪位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对不对？”
“没有，根本没有。”小韶转过来，静静地看着他，“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批评他，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甚至，他还是篮球队的队长。因为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宣布他被解除了职务。可是，再有篮球比赛的时候，领队就不安排他上场了，有的时候也不通知他。在这件事情上，公社方面没有任何不当。人家没让他写检查，没有公开批评，就连一句轻轻的责备都没有。要怪就只能怪我哥哥一时冲动。事实上哥哥发病之后，公社方面还专门派人带了礼物上门探望，后来又把他安排进了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享受的疗养院。因为哥哥发起疯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公社还派了两位练摔跤的小伙子专门看护他。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他丧失了劳动力，但口粮一斤不少。再后来，我哥哥把两个看护中的一个摔得双腿骨折，另一个下巴脱了臼，公社才通知我母亲，建议将他送到省里的精神病院做电疗。可我母亲没有同意，公社也尊重我母亲的意见，就让母亲把他领回去了。”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谭功达皱了皱眉，又问道：“既然没有任何人惩罚他，他怎么会为此发了疯？想必其中另有隐情吧。”
“这正是事情的关键，”小韶说，“也是花家舍最大的奥秘所在。你若是在我们这里住久了，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
说话间两个人来到了风雨长廊的尽头，已经听得见湖水转向岸边的轻柔的沙沙声。两个人沿着河滩下被月光照的蓝幽幽的水线，向前走了百十来米，就看见两棵高大的垂杨树阴下面，停放着七八艘小船。船只被微风吹得挤成了一堆，轻轻地磕碰着。此刻，他们离打谷场已经很远了，可在寂静的晚上，舞台上演员的道白依然能够听得十分清晰。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船？”
小韶冲他嘻嘻一笑，麻利地脱下鞋子，扔在树下，吧嗒吧嗒地跳到水中，拽过一只小舢板来，道：“怎么不知道？我今天在湖里采了一天的莲子，到现在胳膊还痛得举不起来呢。”
等谭功达上了船，小韶用木浆将舢板轻轻一顶，然后顺势一跃，就跳到船上来，在船的左右两侧划起水来。那小船在岸边打了几个转，就开始静静地向湖心驰去。到处都是齐人高的荷叶，像小伞一样密密匝匝地挤在水面上。有的已开得盛大，有的荷花含苞未放。原来，在田田的荷叶中间，有一条隐秘的狭窄水道，被荷叶遮盖，仅容船身通过，若是站在岸上，根本看不出来。
荷叶下面的水是青黑青黑的，散发着纯纯的香气。一进入这条水道，谭功达立刻就感觉到一阵透人心脾的清凉，光线也随之变得幽暗。在黑暗中他们彼此看不见对方的脸。船通过时，不时有倒伏的荷叶刮过船帮。水流的声音晶莹剔透，他能够听见鱼儿在离船不远的水面聚成一堆，发出一片唧唧咋咋的声响。
小韶停了桨，抱膝而坐，让船在水面上荡着，将下巴顶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水里的月亮。她说，有时候，她一个人也会划船到这儿来，躺在舢板上，仰面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想想自己的心思，也可以让心静一静。荷花像天幕一般，把她与这个世界隔开了。
“你小小年纪，哪有什么心事？”谭功达笑道。他顺势在船的另一头躺下来，枕着双手，看着湛蓝的夜空。小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喃喃自语道：
“这片水域原来是有一个名字的，叫做
芙蓉浦。只是现在没人这么叫了，而且——”
她停了一下，顺手摘下一大片荷叶，顶在头上，像只小鸟似的晃着脑袋：“你如果晚来一年，也许只要七八个月，很可能就见不到这片湖水了，见到的也许就是一片稻田。”
她说公社已经制定了向湖区要粮的三年计划，到了今年冬天农闲时，就要开工填湖造田了。公社已经开过三次动员会，具体的土方数目已经计算出来，分配到了每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青年突击队也已经成立。她还说，她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划船到这里来，坐上两个时辰，仿佛是在跟一个什么要好的朋友告别似的。
“要填掉这么大的一个湖，那得需要多少土？”
“从山上挖呗！”小韶嘟囔道。
躺在船上，透过细长荷叶的茎杆和肥大的荷叶，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花家舍上空那片璀璨的灯光中。真是太美了！世界上也许找不到第二个比这更美的地方！他自己曾经有过的所有梦想，在这里竟然都变成了现实。那灯光在清澈的天空下，犹如一堆碎金，明明灭灭；又像水晶的珠帘，平铺在黑黢黢的山坳里，闪烁不定。可一想到这片湖水很快将不复存在，除了沧海变桑田的自豪之外，也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怅然若失。他觉得人过中年，对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常常会为一点小事，陷入无名的哀戚和想入非非之中。
“你若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就说吧。这儿是花家舍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离开岸边已经很远了，你只要不大声喊叫，根本不会有旁的人听见。”小韶压低了嗓门，对他道。
她的声音中有一多半是呼出来的气，反而增添了四周的幽静。他甚至能够听到荷叶在晚间生长的声音，其实，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就想这样和你静静地坐一坐……
“我看不见得。”谭功达的声音有点异样。
“怎么不见得？就连党的成立大会都是在湖上召开的呢。”小韶天真地扑闪着两只大眼睛，瞅着他：“你是说，到了这儿，还不安全？”
“你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谭功达半开玩笑地对她道，“按照我的经验，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反过来说也一样。说不定此刻，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有许多条这样的小船，有许多个秘密正在被轻轻地说出来……”
小韶听他这样说，就有些疑心。慌忙伸长了脖子，警觉地朝四周张望。
“我是在跟你逗着玩呢，”谭功达看着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便抓住一朵荷花向她摇了摇，笑道：“喂，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
小韶浅浅地笑了一下，可整个人还是显得心事重重。她将胳膊伸出船外，拨弄着船侧的水，忽然道：“哎，你想不想吃莲子？”
没等谭功达回答，她就已经侧过身，拨开荷叶，去寻找莲蓬去了。谭功达看见自己的近旁有一根莲蓬露在水面上，便俯下身子去摘，忽听得小韶尖叫了一声，大声道：“不要碰！”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那莲藕有点怪，身上长满了硬硬的毛刺，谭功达顺手一捞，手上便有一阵钻心的疼痛，他不断地甩着手，嘴里咝咝地吸着气，小韶早已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半天才说：
“那不是什么莲蓬，那是狗头籽，活该！谁叫你刚才吓我来着？”随后，仍吃吃地笑。
“狗头籽是什么？”
“那是长在湖里的另一种植物。样子跟荷花差不多，但叶子软塌塌的伏在水面上，不像荷叶那样高出水面。它结的籽也有点像莲蓬，这东西长得像狗头一样，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它狗头籽。样子是难看了点，果实是一样能吃的。只是身上长满了硬刺，十分锋利，只要轻轻一碰，保准你就会扎出十多个血孔出来。怎么样，你的手破了吗？疼不疼？”
“那它浑身是刺，你们又如何去吃它的籽？”
“很简单！等到它熟了的时候，我们把镰刀绑在长长的竹竿上，在水里一捞，它就断了，在水面上飘着。我们就把它拿到舂米的钚臼中去舂。它的籽有豌豆那么大，硬得不得了，简直是包了一层铁！可却比菱角有味。”
小韶从身上掏出一块手绢，递给他。谭功达闻到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有点像栀子花，又有点像木樨，可他右手的每一个手指都被狗头籽上的芒刺扎出了血，他不知道要去包扎哪一个，只是把它捏在手里。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谭功达说，“我来到花家舍的这一个多月，一连去了五次公社，可每一次都没有遇见郭从年书记。我也曾通过办事员小徐正式提出与他见面，可每次都遭到小徐的搪塞和拒绝，郭从年似乎在故意躲着我。”
“你这个人太多心了。在我们花家舍人看起来，这事一点不奇怪，”小韶喃喃道：“他不可能见你。”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小韶略略迟疑了一下，继续道：“因为在花家舍，几乎没有人真正见到过他。”
“什么叫‘真正见到过他’？难道他会隐身术？”
“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便见到了他，也不一定认得出来。比如说，公社里有那么多的机关，那么多间办公室，那么多的大小官员和办事员，我是说，也许你早已和他见过面，握过手。”
“你也没有见过他吗？”谭功达笑道。
“我不敢肯定。”小韶呆呆地看着黝黑发亮的湖水，把一条腿吊在船外，轻轻地踢打着水面碎碎的波光，“刚解放那一年，他到花家舍来工作，我毕竟只有七八岁。”
“那么大人呢？大人一定见过他，对不对？一定会有欢迎仪式之类的场合……”
“我们这个村庄里的人，都比较健忘。三天前的事情他们都完全有可能记不清了，何况十年？不过王海霞据说不久前见过他。王海霞就是在《白毛女》里扮演喜儿的演员。受到郭书记的亲自接见，对花家舍的任何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海霞说，郭书记的头发像舞台上的喜儿一样，是银白色的，披挂在肩头，这是由于他深居简出，缺乏阳光的缘故。他的皮肤仍然像婴儿那样细嫩，而富有弹性。她还说，郭书记在接见她和几个劳动模范的时候，是坐在一只轮椅里，他把那只软绵绵的手递给海霞，对她说：‘干得好，小姑娘！’可我认为王海霞是在吹牛，因为有谣传说……”
就在这时，谭功达看见远远的岸边，手电的光亮一闪，出现了几个说话的人影。由于距离太远，他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赶紧把头低下！”小韶小声地朝他喊，“是村里的巡逻队。”
谭功达本能地一低头，就感到那两束手电的光亮从他头顶上掠过去了。
“大概我刚才的一阵狂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小韶低声对他说。还好，巡逻队员用手电在湖面上乱晃了几下，很快就离开了，四周又恢复了寂静。
“有谣传说，郭从年在三年前就已经得肺结核去世了。公社方面出于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