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之父
冉来了。“父亲……父亲他……”
冉神色怆然，眸子凄迷着哀雾。
冉很久没来了。
我说：“冉，你父亲病了么？”
“死了……”
冉倏忽间泪潸潸下。她缓缓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仿佛打算永远那样了……我不禁愕然。
许久，我嗫嚅地问：“什么病？……”
冉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该看何处。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一个妇女吵架，人家用伞捅他。
新伞，伞端是金属的。从他两根肋骨间捅进去了，捅着了心脏……“
我又是一阵愕然。
“依我，就不开追悼会了。可母亲坚持非开不可，他的一些弟子们，也都主张要开。所以，所以我来给你送这个……”
冉从小包中取出一份讣柬，犹犹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庄重，很考究。
“有空儿，你就去参加；没空儿，就拉倒。反正人已经死了，左右不过是那么回事儿……”
我立刻说：“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辞……
我独自发呆……
一位社会心理学权威，一位性情极有涵养，平和得如一泓静水的老人，竟会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妇女吵架，竟被对方用伞捅死，越细想，越感人生之无常……我认识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问什么事，说小事一桩，说希望我替他要到一个“饲养证”。
“你也对花花产生怜悯？”
“花花”是一条小狗，一条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里，跑到了我们这一居民区。左胛骨那儿带着一道很深的砍伤，皮肉令人触目惊心地绽翻着。最先发现它的是几个孩子。它蜷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传达室的山墙后，由于冷和疼，瑟缩着栗抖。孩子们发现了它，就围住它。
其中有我儿子。我想他们当时看着它，一定像看着一个年龄比他们还小的男孩儿或女孩儿，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或女孩儿，一个受了重伤奄奄待毙的小小流浪儿。他们可怜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们童影宿舍传达室旁边，盖着一间简易的小土坯房子，住着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民工们见孩子们围住什么看，也纷纷好奇地走过去。那小狗在他们眼里，肯定和在孩子们眼里是不同的。他们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们中的一个，就拖了它的一条后腿，想把它拖回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子里，杀了它，吃它的肉。也许他们认为，不杀它，它活不过几个时辰，也是难免一死的。人拖它时，它并不咬人，也不叫。我想当时它眼中，肯定充满了恐惧，肯定充满了绝望，肯定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悲凉。如果它真是一个男孩儿或女孩儿，真是一个小小流浪儿，也许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个孩子突然叫喊起来：“不许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我正开了阳台的窗子，放我写作时吞吐造成的满室烟雾。于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民工们未将一个孩子的叫喊当成怎么一档子事儿，拖小狗的那个仍拖它。
“不许拖它！”
许多孩子都叫喊起来。
“你们的？你们的？”
民工们不示弱。
“你们的？！你们的？！”
孩子们更不示弱。
“你们想杀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咄咄逼人地质问民工们。“是，又怎么样？你们再叫喊，我们立刻弄死它！你们信不信？”
“你们敢？！”
“嘘，嘘，怎么不敢？”
拖狗那个民工，说着不拖它了，目光四处寻找能立刻弄死它的东西。
没什么顺手的东西可被他当场利用，他便去捧一块大石头。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扑向他，咬他的手。大石头落地，又砸了他的脚。
他疼得抬起那只脚，一条腿金鸡独立，乱蹦乱跳。他恼羞成怒了，掴了那孩子一耳光，还将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于是众孩子们齐发一声喊，都向民工们扑过去。孩子们毕竟多，民工毕竟少，那情形颇为壮观，也颇为刺激。孩子们一个个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说非常凶猛，仿佛一群惯于出生入死的猎犬，准备发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围剿几头大兽似的；仿佛他们早就期待着，某一天有某种契机和某种正当的理由，向某些大人们发动一场进攻了。居高临下，我发现我的儿子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孩子差劲儿。他一头朝一个民工汉子撞去，将那汉子撞得向后踉跄数步。
我喊：“梁爽，不许撒野！有理讲理！不许……”却哪里还会引起儿子的注重！
他低着头，小牛犊子似的，又朝另一个汉子撞去。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见的，正是我那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备受大人们喜欢和夸奖的儿子。几个孩子围剿一个民工。同仇敌忾，进攻是一往无前的。
民工们不但恼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开始反击了。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真急眼了，他们才不管面对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可一旦开始以大人对付大人们的狠劲儿对付孩子们，最终吃亏的注定将是孩子们无疑。
我眼睁睁看见我儿子被一个汉子一脚踹倒在地。他爬起来又扑上去，又被一脚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妈再敢踹我儿子，我下楼去跟你拼啦！…
…“
儿子依然没听到我的喊声，依然没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汉子扑去，一头将那汉子撞倒了。于是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将那汉子压住，一阵拳打脚踢……那汉子却听到了我的喊声，招架着爬起来，抬头望望我，转身就往他们的小土坯房跑……
斯时对面两幢楼的阳台窗子都纷纷推开了，一些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伯婶婶叔叔阿姨的，全将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们：“反了你们啦，欺负起小孩子来了！…
…“
“谁打孩子了？谁打孩子了？认准他，饶不了他！”“妈的，王八蛋你站那儿别动！有种你站那儿别动！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打我女儿了！……”
“小海，你挨打没有？宝贝儿，你挨打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在大人们的助威之下，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愈发凶猛。民工们的心理自是有所顾忌的，哪一个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却。
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然而孩子们仍不依不饶，围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阵，扬言要继续火攻。大人们问明缘由，都说也难怪孩子们如此愤慨；都说那小狗着实的可怜；都说民工也忒不把作孽当成回事了，这么可怜的一只小狗，还忍心杀它？还忍心吃它的肉？何况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杀了，能剔出几斤几两肉哇？民工们自愧，则掩门不出。
孩子们得了理，又有大人们的道义上的声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严正地提出：民工们必须向他们当面保证，今后再不许产生伤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们要从此对小狗负起照顾的责任……
大人们被孩子们的善良所感动，唤出民工们，迫令他们向孩子们当面指天画地说了些保证的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那小狗就有了保护人。孩子们给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纸板给它搭了个窝，窝外面罩了一条谁家扔弃的小破被。窝里垫了几件旧棉衣，垫得暄暄软软，暖暖和和的。孩子们这些善举，使一位在北医三院做医生的家长尤其大受感动。他为花花实行了一次外科手术，细致地缝合了它的伤口，还给它输了两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输液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只要有孩子在旁边守护着它，抚摩着它，它一动也不动，眼中充满了感激。孩子们又做了些卡片，说是“饲养证”。并且规定了饲养人资格，是“三好”学生才有资格饲养，不是“三好”学生没有资格。没有资格的孩子当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食物将花花引诱到这一居民小区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胆子极小，似乎明白，只有在这一居民小区的范围以内，它才能受到保护，才是安全的。
无论用多么好吃的东西，也是不会将它引诱到远处去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孩子怀有将它引诱到远处的企图。
我的儿子是“三好”学生，而且被公认在保护花花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理所当然地是第一批获得“饲养证”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从外面把他领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严厉地问：“你那么撒野，对么？”
他说：“对。”
我说：“你还敢嘴硬？还敢说你撒野对？”
他说：“要是见死不救，那对吗？”
我说：“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摆着吃亏吗？要是把你踹成内伤，你后悔也晚了！”
他说：“我不后悔。”
我生气了，说：“靠墙站着，反省去！”
他就靠墙站着去了，但眼中立时盈满了泪。
我又说：“你甭觉得委屈！你为一只小狗挨了两脚，你自以为值怎么着？”
他仍不服管教，说：“我们要都像你这样想，小狗现在已经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见他眼泪断了线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转身从厨房拿了两个包子，塞给他，让他去喂狗……
我满口答应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儿，尽管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无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欢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养一只嘛。北影童影，养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饲养证”的大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位大人，真有点儿怪！
儿子放学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了这件事儿。我想区区一件小事儿，儿子便能替我办成。
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
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
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
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
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
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
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
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
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
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
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不过是毛病，三句话不离本行而已。举凡中国之事，政治论说派有之，经济论说派有之，文化论说派有之，唯善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一向以为政治经济是因，社会心理现象是果，此大谬也。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二律背反的关系。现在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心理已不再仅仅是现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决定改革这棵树上，结出什么样的政治之果，和什么样的经济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下，也可以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从类人猿到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蝉蜕一次壳一样容易……”“我给你们沏茶。我给你们沏茶……”
我起身走到厨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于察颜观色的，跟至厨房。
我耳语相问：“老先生怎么回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他不爱听的话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论？”
朋友也耳语道：“你千万别见怪。他一向如此，当导师当惯了。对他抬举的人，才侃侃而谈；在他讨厌的人面前，他会一句话也不说，故意使人尴尬。”
“别沏茶了。趁孩子们没来，还是聊会儿嘛！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民不可能皆圣贤，民亦当耻于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亲，仍自说自话。那一种语调，虽很平和，并不言语汹汹，但使人听来，总有一种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一种诲人不倦的意味儿，和一种忧患多多的意味儿。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谈，变成一场严肃的讨论。我已经很久不和人讨论什么了。克服了这一种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觉得自身和周围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么地嫌恶自己了，也不再那么地嫌恶他人和周围的生活了。仿佛瘾君子戒了烟，寻找到了某种肺清腑爽的感觉，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浊气。
不过我并没因为老先生的借题发挥，而破坏他给我的好印象。有一个时期，我也三句话不离文学来着，逮住一个什么人就跟人家大谈文学，全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所谓秃头不轻蔑和尚。
我刚用托盘端了茶进屋，儿子就回来了，带了四位他们的核心成员。
我看看表说：“你们很准时嘛！”
他们也都看表，之后一齐看我朋友。
朋友说：“都别看我。你们要面试的不是我。”我说：“对，不是他，是这一位。”指着冉的父亲，让他们叫爷爷。
他们没想到要审查资格的是位“爷爷”，面面相觑，似乎不知所措。
一个个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爷爷”。冉的父亲连忙站起，让出沙发，礼贤下士地说，“你们请坐沙发，你们请坐沙发。”
朋友也只得从沙发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们倒不客气，心安理得地占领了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只双人沙发。
冉的父亲将椅子摆正在他们对面，如钟肃坐，恭敬地问：“那咱们就开始吧？”
一个孩子首先问：“你为什么对我们的花花感兴趣？”
不待冉的父亲回答，朋友以大人们对孩子们那种习惯了的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听明白了——乔爷爷不是对你们养的狗感什么兴趣，而是对你们本身感到了点儿兴趣。至于狗嘛，他要养什么样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国‘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亚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还犯得着非要和你们养一只赖巴巴的小狗崽吗？”孩子们一阵沉默，又面面相觑。
其中一个，看来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来，对我们三个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着我的儿子，隐忍地说：“梁爽，那我们走了。”
儿子瞪着我，仿佛受了严重侮辱，抗议地哼了一声。我说：“别走哇别走哇！
吃糖吃糖……“连忙从茶几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们手里塞。
冉的父亲也立刻声明：“他的话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对你们的小狗感兴趣，也对你们本身感兴趣。是因为你们才对小狗……不，不，是因为小狗才对你们感兴趣，但主要是对小狗感兴趣……”
朋友自觉无聊，躲到另一间屋去了。
我又说：“乔爷爷是很值得你们尊敬的一位爷爷，是社会心理学家呢！”
我儿子说：“爸，你别扯这些，这些对我们不起作用。”
于是一个孩子瞅定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严肃之至地说：“你实际上还没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哪！”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想了想，并没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认为狗也有身世吗？”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儿，它春天结骨朵儿了，夏天开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们一般就不会替它伤感，因为就它来讲，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结骨朵儿，还没等开放，秋天就到了，接着冬天就把它冻死了，我们就会替它伤感是不是？有了你们的爱护，花花的身世就改变了，变好了。如果我们能使什么的身世变好了，无论那是什么，只要不是坏的丑的恶的，都值得我们一做是不是？……”
孩子们频频点头，看来他们对他的回答挺满意。好像他们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正是那样的。然而我看出他们在装理解。他们挺满意的，也许只不过是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态度。他那一种虔诚的态度，分明的使他们产生了大的错觉，起码在那一时刻产生了大的错觉——似乎他们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们对他们的那个问题，是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么？”
一个最稚气的孩子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一愣，这问题太唐突，好生的没道理。不过就是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共同饲养一只小狗么，岂可对一位爷爷辈儿的老人的智力正儿八经地进行面试？
我看冉的父亲——老社会心理学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
冉的父亲犹犹豫豫地说：“老三叫三毛？”
孩子们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们都得意洋洋地摇头。
我说：“叫阿毛吧？”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
于是冉的父亲就努力动脑筋思考起来。
我递给了他一支烟，转身去到另一房间问朋友，满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亲智商高点儿。
朋友气恼地嘟哝：“这些个孩子！这算干什么？这叫什么问题？”
我说：“是啊是啊，纯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问题？你快告诉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难住。”
“我怎么知道！”
朋友耸耸肩，继续看他的书，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沮丧地回到“考场”，见冉的父亲一口接一口吸烟，已然显得很不自在。
提出这问题的孩子说：“那我再讲一遍，你认真听。”看看我，又对我说：“你也认真听。你们一块儿动动脑筋，启发启发他。”于是那孩子又讲了一遍。
冉的父亲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儿子忍不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老三叫小明呗！问题中已经告诉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着他们又出了一个问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冉的父亲还是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一个孩子就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儿引来了鬼。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鬼说磨一转，就出盐。人觉得合适，跟鬼换了。人把磨藏在山洞里，自己需要盐的时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愿自己的同类也得到盐。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里，把磨扔到海里去了。于是海水就是咸的了，于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企图靠一盘磨发大财的希望破灭了……朋友不知何时也过来了，听了这个故事就大鼓其掌，一边鼓掌一边说：“噢，海水是这么变咸的呀！”
我和冉的父亲，相应地也都说了些自己知识很贫乏，今天知识有所增长之类的话。
那天孩子们对冉的父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格审查，最后他们的核心的核心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还行”。冉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孩子们也便笑了。
我看他们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也不怎么轻松。当他们都说“还行”时，也是如释重负的。我和我的朋友，跟着审查的被审查的，一块儿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们终于将“饲养证”交给了冉的父亲。嘱咐他别丢了，不许转让，不得擅自涂改等等。他们还强调指出：之所以必须履行审查程序，乃是因为，据他们了解——人善，养的狗也善；人恶，养的狗便恶。人智商高，养的狗也聪明；人弱智，养的狗便傻头傻脑。他们不愿他们的花花，将来长成一条既恶又傻头傻脑的大狗…
…我的儿子送他的小伙伴们走后，冉的父亲说：“这就好，这就好。中国还有这样的孩子，实在是中国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对，对。乔老师看问题，就是思维辽阔，具有远见卓识。”
我对中国的将来，和中国现在的孩子们，既不曾怎样的乐观过，也不曾杞人忧天地悲观过。没什么意见值得发表，只有对冉的父亲满怀敬仰地笑着而已。
从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见到冉的父亲一次。
他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来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见了他，开始礼貌而亲切地叫他“乔爷爷”，视他为他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对他熟悉起来，信赖起来。在那小狗的意识里，也许不但认为又多了一个保护人，而且认为是一位妈妈寻找到了它吧？毕竟，一位老人对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般的小狗的怜悯、爱心和责任感，比之孩子们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么内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拥有那样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拥有；似乎它最应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种意义。
我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花花驻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见他，便欢跃地奔跑过去迎接。我也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进行抡臂运动，花花则蹲踞他跟前，凝视他。他抡左臂，它的头便歪向左边；他抡右臂，它的头便歪向右边。
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花花干净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乌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贵、备受宠幸的狗了。
儿子告诉我——乔爷爷将花花带回家，已经给它洗过好几次澡了。
不久儿子又告诉我——乔爷爷说，过几天他要请些人来给花花打预防针……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忽闻儿子的足音异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楼。儿子一进门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帮我们救救花花吧！”
儿子眼中充满了惊慌。儿子那双眼睛，使我联想到民工们要杀花花那一天可怜的小狗的眼睛。
我问：“怎么了？谁又伤害你们的花花？”
话刚说完，听到一声狗的惨叫。
我以为是那些民工们恶念复生，觉得他们太可恨了。“妈的！”
我冲到阳台上，一掌推开窗子——却不是民工们，而是另外一些大人，个个手中操着木棒、铁棍、铁锹。花花蹿到了自行车栅里，缩在几辆自行车后。
孩子们远远地站着，望着。对那些器械在手，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大人们，他们完全丧失了当初对民工们发起斗争的勇气。我想他们是都吓傻了。
“就是那个老家伙找来的人！他骗了我们！他说他们是来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他们不是！他们是来要花花命的！爸呀爸呀，求求你，救救我们的花花！……”
儿子哇地一声哭了。
我喊：“混蛋！不许打那只小狗！……”
他们都仰起脸来。
为首一个说：“谁骂的？”
另一个指着我说：“那小子！”
“你才混蛋！”他弯腰捡起半块砖头——“叫你小子骂！”——砖头击碎玻璃，飞入我家阳台。玻璃片儿落满阳台地上……
我没料到他会这样，我一时呆住。儿子吓得不哭了，抱头逃进屋里。
一些人家推开的阳台窗子，纷纷关上了。
外面只有些个孩子们，些个吓傻了的孩子们，远远地站成一堆，瞪大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民工们从他们的小土屋里拥了出来。
“嗨！你们干吗？你们凭什么？这不是一只野狗！更不是一只疯狗！……”
民工们似乎要两肋插刀了。
“凭什么？市内不许养狗！谁见了，都有权打死！”
“那……那你们也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儿……”
“你们少他妈的管闲事！些个臭民工，一边稍息去！”“臭民工是你们爸！”
“是我们儿子！”
“操你们妈！”
“这些小子找揍！”
双方都是年轻人，骂的结果是大打出手。
我看见一方中一个握铁棍的，汹汹扑向自行车棚，朝缩在几辆车后的花花恶狠狠捅去……一声小狗的哀嚎，很长很长……我知道花花完了……
我回头看儿子，儿子在跺脚，在用头撞墙……我从墙上摘下了一柄铝合金的长剑。买了挂在那儿，我就没碰过它。它用来刺死一个人是不成问题的。我全身血脉膨胀，我想奔出去杀死一个人。不仅为了花花，而且为了我家的阳台窗，为了无声地哭着跺着脚用头撞墙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他的小伙伴们……我想在我和某一个人之间，今天必须死一个……我冲到外面时，一切都已结束——一辆小卡车刚开走。那个手握铁棍的人，仍站在车上用铁棍捣着，好像朝鲜族人用木杵捣黏米一样…
…
我知道他们在捣的是什么……孩子们渐渐围向自行车棚，围向他们的花花的死处。那儿有一摊血……
倏忽间我眼前浮现了小时候的事情——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曾养过一只和花花的身世同样可怜的小狗。我们叫它“小朋友”。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的一个早晨，它被建筑工人们打死了，吊在脚手架上剥皮……那是饥荒年代，那个年代人们很饿很饿……而今天的人们并不会那么饿……忽然孩子们哭成一片。那一种哭声令大人听了心碎。仿佛刚刚死于非命的不是他们养的一只小狗，而是他们的一个至亲至爱的亲人，甚至是像小姐姐小母亲一样的亲人……脸上手上各挂了彩的民工们，同情地望着孩子们，默默听着他们的哭声，纷纷摇头叹息……没谁理会仗着一柄铝合金长剑的我。
我不禁感到自己显得滑稽。
我低着头，拎着我原本想杀人没杀成的东西，赶快往家走……
回到家里我哄儿子。儿子猛地推开我，不共戴天地瞪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你别理我！你出卖了我们！……”我羞愧难当，无话可说。
那一天晚饭前我散步时，碰见了冉的父亲，他照例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
他说：“又碰见了。”
我说：“是啊，又碰见了。”
他说：“一早一晚，散散步好。”
我说：“这我懂。不劳赐教。”
他就有些困惑地看我。
我说：“您不必给狗送食了。它也再不会到街口去迎您了，再不会蹲您跟前，欣赏您抡胳膊踢腿了。”
他神色不安起来，问：“花花跑丢了？被人偷去了？”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它被人打死了，被您对孩子们说，请来给它打预防针的那些人打死的。”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他转身往街口望去。分明的，一心想发现花花在街口，并向他跑来。
当然没发现。
“你跟我开玩笑吧？”
他审视着我。
我说：“不是我跟您开玩笑，是您跟我，跟孩子们开玩笑。不过我厌恶这种玩笑。”
那一天，我以为，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为了某一篇心理学论文的发表，对一些被他骗取了信赖的孩子们进行心理测验。沽名钓誉而不择手段、借助伎俩的人，无论老的少的，我都厌恶。
那一天我一直在恨他，从内心里开始鄙视他，后悔自己怎么将他介绍给了孩子们。
“这……这……这不可能……”
他喃喃着，慌慌地拔腿就走。自然并非往回走。
我绕了小月河一圈，又见到他。不过他在马路那边，我在马路这边。
他的步子仍慌慌的，仿佛电影中某个人，已觉得被杀手暗暗跟踪似的。
我不愿再跟他说什么多余的话，虽该跨过马路了，也不跨过去，继续在这边的人行道上往前走。
不料他发现了我。他跨过马路，迎我走来。
我倒也不愿使他认为我是在避他，只好站住。
他走到我面前，提高网兜给我看，说：“是排骨。我特意为花花炖了些排骨…
…“
我什么都不说。实在是无话可说。
“他们都不理我了，都用那么一种目光看我……”
我说：“他们也都不理我了，也都用那么一种目光看我了。”
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是我，通过我的儿子，介绍他和孩子们认识的。
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的儿子，看我时的目光，如同看一个曾无端地将他们往大水坑里推过的坏人。他们虽没被淹死，却分明的、再也不会以孩子的正常的目光看那样的人了。不错，那种目光里怀有憎恨。但憎恨还不是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是极端的轻蔑，和用目光表达比用话说出冷峻十倍的含义——我们已经把你看透了……
冷峻的目光若由孩子们投射向大人，我想是要比由大人们投射向孩子们更难招架的。
我早已是一个受过多次和多种轻蔑的人了，故对于些个孩子们的轻蔑，和他们目光中那种已经把我看透了的含义，虽然也不舒服，但较能泰然处之，不甚在乎。
我想对于他，大概就不同了。他是老人，是属于“家”一类的老人，是做了一辈子导师，目前依然做着导师的老人。是一向受尊敬惯了的老人。被极端轻蔑和被看透，尤其是被一些孩子们，他未必能像我似的泰然处之，不甚在乎。
这使我很快感，很解恨。
我竟笑了。
我又说：“因为这件事，我儿子失去了他的同学和小伙伴们对他的友好，对他的信任。我失去了儿子对我的。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向我解释几句呢？”
他说：“是的是的，我解释我解释……可是我……我不是……我跟他们说得明明白白，是请他们来打针。他们当时也答应得爽爽快快，都说是我求他们的事，没二话……我……真难过……真抱歉……”
他惶惶地望着我，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信了他的话。我想，一定是有某种不该发生的误会发生了，才断送掉了花花那只可怜的小狗的性命。我说：“我刚才言重了，您也别太难过，孩子们不久便会把这件事忘了的。”
然而，我看出我并没能安慰到他内心里去。
“怎么竟是这样，怎么竟是这样，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再见……”
我说：“再见。”
我知道我今后将很少碰见他了。
“怎么竟是这样……”
他喃喃着，慌慌地走了。边走边回头看，仿佛怕孩子们追来骂他打他。他险些撞到树上。他拎着的小盆掉了。他弯弯腰，似乎想捡起来。仅弯弯腰而已，并没捡。一个遛狗的姑娘经过那儿。一条健美的“黑背”狼狗。大狼狗心安理得地吃起他原本是为花花炖的排骨来……孩子们毕竟是孩子们。悲哀不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常驻，对他们不啻是一种幸运。十几天过去，花花连同由它引起的事，就被时间的大手轻而易举地从他们的记忆之中抹去了，仿佛用干布抹去镜子上的一层水汽那么彻底。只有当他们看到别的人们牵着大小爱犬，脸面上挂着拥有某种特殊财富似的炫耀的神情悠然漫步，他们才仿佛想起什么来。如同老人们想起年代久远的往事。那一种回想已不复有悲哀的甚至连感伤的成分也没有，仅仅是记忆的本能而已。
北影和童影养狗的人家多，有的狗还曾是电影或电视剧中的新星和明星。它们活得虽然比不上有钱的西方人养的狗那么高贵那么奢侈，但若和中国的大多数狗们比，无疑应该说是活得很幸福了。当然也绝不至于受到伤害，更不会被活活打死。
专业打狗队的人是不会打它们的。专业打狗队打狗看主人。倒是我，每当看到那些无忧无虑活得幸福滋润的大狗小狗鬈毛狗沙皮狗，便不由得想起了无家可归的小小流浪儿般的花花，同时想起冉的父亲所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觉得那话与其说是睿智的厚道的，莫如说是无奈的令人沮丧的。并且，我竟是那么地嫉妒那些幸福的狗，替被活活打死的花花。尽管它活着的时候，我不曾给予过它丝毫爱心也不曾对它萌发过一点点义务感或责任感，尽管我替它嫉妒替它愤愤不平于它已全没了任何意义。一听到别的狗吠，我耳边就产生幻听，似乎又听到它死前哀哀呼救般的惨叫……每天早晚我照例散步。如我所料，没再碰见过冉的父亲。我想，也许他再也不会到小月河这边来了。花花的死，竟封锁了他散步的天地，这难道意味着报应吗？
一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姑娘，就是冉。她一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我便猜到她因何而至了。那时已经春暖花开了，那时我看见别人们牵着的幸福的狗们，已不再替花花的身世感伤，不再替它嫉妒它们了……冉说受她父亲的委托，来向我进一步澄清关于花花那件事的。我说这又何必呢，狗都死了几个月了，也不是我养的狗。我并没因了花花的死，对她父亲心怀什么难解的积怨。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子，已把那件事忘了。
冉说那件事在她父亲，却成了折磨心灵的一种老大的罪过。说她父亲一直非常非常内疚，觉得对不住花花，对不住孩子们，也对不住他北影的朋友和我。
冉说她父亲是个不善交往的人，从不主动和什么人过从。除了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没谁常到她家去。说她父亲若非受到郑重邀请，也不去别人家。说她母亲原在某大学教马列。教了一辈子马列，退休前才评上副教授。现在终日在家养花儿，养鱼，养猫，练气功。还成了小月河那边儿最热心的老年迪斯科爱好者们的召集人。说她父亲和她母亲谈不到一块儿。一辈子都在相互寻找共同语言，却没寻找到过几次。说她父亲对养花儿没兴趣，对养鱼也没兴趣，烦猫。一见她母亲练气功的样子，就怀疑她母亲走火入魔了。而她在一家外资公司当雇员，经常出国，比她父亲出国的次数多得多……
“你别看我父亲表面上一副悟禅得道的样子，”冉说，“其实他内心里经常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但他从不向我母亲流露。我母亲会认为那完全是社会心理学把他搞的，会劝他读点儿马列的书，用马列主义自我调理调理。他也从不向我流露，唯恐遭到我的取笑。那只小狗叫什么？叫花花是吧？我也挺喜欢它的，我帮我父亲给它洗过澡。那一天我父亲带给它的排骨，还是我炖的呢！可怜的小狗，一口都没吃上。它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一双懂事的孩子的眼睛。凝视着人的时候，充满了对人无比信任和默默乞怜的眼神儿。我觉得那小狗的眼睛会说话，好像总是在对人说——请千万别伤害我，我是一只好小狗儿。我父亲说花花眼里有忧郁。我父亲说这样的狗不将它当人对待是不道德的。他还说这个世界上，动物万千种，却只有马、牛、象、猩猩和狗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一样，有时会流露出忧郁来。我父亲说人的年龄其实就是人的心灵的年龄。人年轻的时候不曾爱过，那个人的心灵就不曾真的有过年轻时代。而人年老时不曾怜悯过，那个人就等于是一个心灵方面的残疾人。花花使他的怜悯有所给予。我父亲他和别的老年人似乎很不同，他太习惯于研究和分析自己的心灵。越研究越分析，越觉得他自己的心灵不健全。这好比一个将侍弄自己的花园当成太重要的事情的人，总想把一切美好的花全都栽种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总觉得自己的花园太算不上是一个花园了。你说这不就有些荒唐有些偏执了吗？我告诉你这些，其实主要是想告诉你，花花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重要性绝不亚于那些孩子们……”
我说：“这我不难理解，可我还是很糊涂。既然你父亲委托你来的，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个明白：为什么将花花活活打死的，恰恰是你父亲请的那些人？”
冉说：“是我介绍我父亲和那些人认识的。否则，我父亲怎么会认识那些人呢？我也不认识，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我的朋友，带着我和父亲一块儿去求他们的。他们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也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父亲送给他们的一条云烟。花花被他们打死了，父亲对我大发雷霆，质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没那么生气过。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登门找朋友，对朋友大发雷霆，当面质问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同样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当着我的面给那些人打电话，大发雷霆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和我的父亲。他们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们原本是想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是动身前，有一个人提议：干脆把狗打死算了，还能白吃上一顿狗肉。这年头一斤肉挺贵，狗肉又是壮阳的，何乐而不为？否则，打过这一次预防针，秋天还得打一针，明年开春时仍得打一针。总之一年至少得打两次针。人情托人情的事，犯不着那么认真。如果老家伙兴师问罪，摆出城市禁止养狗的条例，岂怕抵挡不过去？他们都赞成了那个人的话，结果那个人的提议就等于判了花花的死刑。经过就是这样。并不存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问题。他们很不高兴，认为我的朋友小题大作。说我父亲送给他们的烟，是冒牌的云烟，质量劣得根本没法吸。
因为这件事父亲一直到今天也不愿主动理我。而我只有迁怒于朋友，朋友又迁怒于那些人。父亲不论在任何场合，一有机会就谈这件事。讲学谈；做报告谈；在区人大开会谈。还以区人大代表和爱护小动物协会理事的名义，在晚报上发了篇文章，把那些人骂得够呛。骂他们是向孩子们示范恶的可耻透顶的反面教员。怎么，你没看到这篇文章？……“
我说我没看到。我没订晚报。
冉又说，那些人当然是看到文章的了。他们恼火到什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请某个记者撮了一顿，那记者就代笔替他们写了篇文章，批驳她父亲，用词极为尖酸刻薄。她父亲看了，火上浇油，再有涵养也没有涵养了，便写了第二篇回击文章寄到晚报，被晚报压下了，没发，认为适可而止的好，没必要开辟个栏目继续“
争鸣“下去。结果她父亲气得大病了一场，还住了半个多月院。那些人还把气撒在她朋友头上。朋友觉得委屈，也责怪冉的父亲的确未免太小题大作，不该把朋友之间的不愉快张扬到报上，弄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于是反过来向冉兴问罪之师，大发雷霆。冉自然没有什么客气话相还。结果两个多年的好友绝交。而她的朋友也跟那些朋友绝了交……冉说完这些满脸苦笑。如同存折被人偷去，多年的储蓄被人冒领了。
我相陪苦笑而已。但是我看出，冉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她分明的希望我有所表示。我觉得，不说句什么，似乎意味着我心胸狭窄。
“那么多人，吃一只花花那么小的小狗的肉，每个人也吃不到几口哇！”
于是我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说完，不免有些后悔。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她误认为我耿耿于怀。
冉叹了一声。冉说那些人没吃花花的肉。说他们将花花打死了之后，也都觉得，花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令他们感到索然。如果为了吃到几口狗肉，就怪费事儿地剥它的皮剖它的膛剔它的骨，简直怪没劲的。路过一处垃圾站，他们将花花从车上抛到垃圾筒里去了，连车也没停一下……我又想到了冉的父亲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
顿然间我有所悟——生活中，不被某些人当成回事的事，或被被某些人以玩世不恭的痞子的习惯做了的事，其实包含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我们往往对此无动于衷，除了证明我们的可鄙和麻木不仁，不能证明别的……
冉最后说，她父亲交给她的使命，她已完成了。说如果过几天我能到她家去看望看望她父亲，对她父亲将是极大的安慰，等于帮助她父亲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冉说此话带有请求的成分。
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挂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如果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人。除了亲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
二十多岁的有之，三十多岁的有之，五十来岁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们。
一位学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当一回学者了。那些个他的弟子们，也有白了头发的，也有秃了顶的，也有踌躇满志的仿佛学识深不可测的研究生。不是参加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追悼会，我还真没想到过，在中国竟有那么多人吃社会心理学这一碗饭。
悲痛的氛围环绕并笼罩着人们。当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儿，其次是他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们。我看他们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儿的悲痛，是区别很大的品种两样的悲痛。区别倒也不仅仅在于：对他的老伴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对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而言死了的是导师。似乎区别更在于：他对她很重要，而他对他们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却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个人用惯了一支老式的钢笔，现在它摔坏了，绝对地修不好了，今后再也不能用它了，并且连当成件纪念品保存着都不行了。尽管可以换支笔，甚至是一支最新产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钢笔的特殊习性是中止了，也许连握笔的指法亦必须改变并重新适应……以一种仪式而言，那是我所参加过的程序最紧凑时间最短的一次追悼会，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十几分钟。质量却是一流的。我的意思是，人们的态度都很虔诚，看不出谁是逢场作戏而来的。这当然指的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我虽然不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但受氛围的影响，也掉了几滴眼泪。
人们四散时，冉走到我身边，低声对我说：“我母亲想请你随车到我家去。”
我问：“老太太有什么需要我参谋的事吗？”
冉苦笑了一下，迷惘地说：“我不清楚。有些事，我母亲好像不愿我介入意见。”
我感到受宠若惊起来，信誓旦旦地回答：“你回复老太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绝不推委。”
我踏上面包车，老太太已坐在车里了。她表情肃穆之极，仿佛车不是要送她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某座庵里去；仿佛她因老伴的死，看破红尘，决意剃度为尼似的。她对我微微点头，目光中有某种信任感。我想冉肯定已把我的话回复给她了。
我跟随冉母女来到她们家。刚在客厅落座，冉刚沏上一杯茶给我，老太太便对冉说：“冉，你先到别的房间去。我们有话要单独谈谈。”
冉默默地遵从地退出了客厅。
我竟又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没把握判断自己跟来是否明智了。万一这老太太因为什么打算问罪于我呢？可细想想，我对这一家我并不很熟悉的人，尤其对冉的父亲，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啊。
我准备一旦在受到非难时表示抗议。
“你先请喝茶。”
老太太对我一笑。笑得极短，转瞬肃穆有加，继而演变为庄严。与其说她确实是笑了，莫如说我确实觉得她笑了。
我呷一口茶，见她对我还算友好，暗嘲自己多疑，泰然了许多。
我试探地说：“阿姨，尽管我和乔老师交往欠深，但我对他是很敬仰的。如今乔老师不在了，我要继续在和你们母女的关系中，弥补我在乔老师生前和他交往未深的遗憾。承蒙您这么信任我，若有什么需我尽些义务的事，您就只管开口吩咐吧！”
她又微微一笑。这一次笑得分明了些。
“听说，你认识的人很多？”
显然，她对我的话感到满意，感到安慰，并对我的虔诚感到欣赏。
我也自以为我是很虔诚的。人有时对自己是否虔诚，不太能梳理清楚。有一分虔诚，往往自我想象成十分。人是很乐于进行这一种自我想象的。
我说：“其实我认识的人挺有限，不过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多些。但是都不常来往。”
“听说，你那些战友，分布在各行各业？”
“这……也算符合事实吧。”
“那，有没有当律师的？有没有在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呢？”
我故作苦思状。片刻，摇了摇头。
“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冉！……”
冉应声而至。
“给你叔叔杯里续水。我忘了他是吸烟的了，找烟来。”我忙说：“我自己有烟，我自己有烟。”
就掏出烟吸。
冉见我杯中的水并没明显少，将热水瓶象征性地拎起一下，又放在茶几旁。她似乎纯粹是想表现对母亲的遵从才那么做的。接着她便踱到鱼缸旁去喂鱼。
老太太说：“冉，你何必喂它们，已经喂过了。”冉便不喂了，但未转身。观鱼。
老太太又说：“让你给客人杯里续水，你怎么没续？”冉说：“满着呢。不用续。”
她这才转身，惆怅地望着她的母亲。
我发现老太太的眉头皱了一下。
“肯定是凉了。倒掉，续上热水。”
老太太语调不高，话说得极平静，却使人听出一种不容违抗的命令的意味儿。
我忙说：“不凉不凉。”
然而冉已经将杯子拿走了……冉再次进客厅时，端着托盘。托盘上不仅有那只茶杯，还有一把古色古香的茶壶。显然她图个一劳永逸。她放下托盘，想坐在她母亲旁边的沙发上。
老太太不欢迎她加入谈话，说：“冉，你到三单元李伯伯家去，替我表示谢意。”
冉有些困惑地望着她的母亲。
“今天接送咱们的车，是你李伯伯单位的。快去吧！”
显然，老太太的真实目的，也在于图个一劳永逸。不但将女儿支离开客厅，而且一举支到别人家去了。
冉一声未吭就走了。我不知冉一向在家里，对她母亲的话是不是如此遵从。果而是，那她的性格可真是太温顺了。我暗想，那么这一点证明她父亲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占的比例太大了。也许她的性格并非如此？仅仅因为当着我的面，和今天刚刚办完她父亲的丧事的缘故，才甘愿表现得对母亲那么遵从？我觉得，她的遵从，似乎确实包含着对她的母亲的体恤的成分。
老太太注视着我问：“想起来了吗？”
我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又歉意地摇了摇头。我真的没想起来我的知青战友中，有她说的那几种人。
老太太就无声地叹了口气。并且，潸然泪下。
我忙说：“阿姨，您别失望。我家里有一本《北大荒人名录》，那上面注册了两万多人呢。我回去翻翻，也许，不，肯定有当律师的，和在检察院在法院工作的。”
她掏出手绢，拭了拭眼睛，又无声地叹了口气，以对我更加信任的目光望着我，语调缓缓地说：“那就好。那阿姨的事，就完全拜托与你了。”
我问：“阿姨，究竟什么事？”
她说：“法院才判了那个女人七年。”
“就是那个女人。冉肯定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用伞捅死冉她父亲的那个女人……”
我说：“啊，是的是的。冉告诉过我了。这件事真是……”
我不知应该怎么说。
“法院认为那个女人是误伤人命，所以才判了她七年。那怎么能认为是误伤人命呢？那明明是行凶嘛！又不是不经意造成的事，那柄伞就是凶器嘛！如果对方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也必定是个泼妇！要不一柄伞能捅进人身体里去，能将人捅死？七年……才判七年，我咽不下这一口气。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一口气。老头子死得好可悲啊……何况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就在他死的第二天，国外又来了聘书，聘他到国外去讲学。从前人家外国人，哪儿承认咱们有什么心理学和这方面的学者！一位著名学者的命，七年刑期就能抵得了的吗？可怜的老头子，有一本书刚写了一半……”
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摆着乔老先生的遗像，装饰着黑纱和白花。他表情澹泊宁静地望着我。
老太太侧转身嘤嘤哭了。显然即使在极其伤感之时，也还是顾及到了自己的仪态，不愿让我看到哭的样子。
她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判断思维。我一想也是的——用一柄伞居然捅进人的身体里去，居然将人捅死了，那该是多大的力气呢？若是屠夫凶汉者流所为，似乎也不足为奇，但却是一个女人呀！一个女人，将屠夫凶汉者流才可能有的力气，集中到一柄伞上去捅人，诚如老太太的话——“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便必定是个泼妇”。认为是“误伤人命”，也确有些说不通，也确难以令人心服。我不禁地正义冲动起来。
“如果我咽了这一口气。我觉得我太对不起冉她父亲了。七年，太便宜那个女人了！我们好好儿一个三口之家，让那女人给破坏了！我心里好恨！不判她十年二十年，我绝不罢休！可这事，若跟冉说，冉肯定反对。也不能求他那些学生。学生总归不过是学生。他们会怀念老头子，却绝不会为替老头子打官司的事投入精力。
所以……所以阿姨才舍下脸面求助于你……“
她哭得几近于一个身心受了极大伤害的小姑娘。
她说“我心里很恨”时，虽然并未咬牙切齿，但是我看得出，听得出，她心里确确实实地“好恨”。
我又吸着一支烟。思想很矛盾。我当然明白这一类事，一旦有什么承诺，就等于卷入进去了。而一旦卷入